童小鹏同志，是福建长汀童坊镇人。在1930年6月不满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做政治工作，直接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教育。他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入枪林弹雨，经受疾病的折磨，历尽千辛万苦，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在这期间，童小鹏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军中日记》，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其中的《长征日记》实地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虽然简略，但很真实和珍贵。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童小鹏同志随周恩来同志到西安，从此在国统区工作了10年又3个月。他亲历了艰难曲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在国统区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呕心沥血，锻炼成为我党的优秀千部。这是因为他继承了长征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我和童小鹏同志第一次并肩工作是在1947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小鹏同志随董必武同志于1947年3月7日最后一批从南京回到延安，出任中央城工部秘书处长。由于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中央机关紧急疏散。周恩来同志于3月8日晚直接找小鹏同志和我俩交待任务（我当时任社会部一室主任）：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小鹏任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处拨一个译电科，从军委三局拨两部电台，要求他们第二天向我们报到，晚上即开始行动；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每天保持同蒋管区电台的密切联系，将中央指示及时传达到有关党组织，并将蒋管区的情况及时转报中央。我们经过瓦窑堡、绥德，经碛口东渡黄河，于3月下旬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小分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从此，我们俩成为亲密的战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我们一起参加1947年9月的神泉堡机要工作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我们来往更多。1956年我和小鹏同志一起在中央对台办工作，1958年小鹏同志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主任。在特赦国民党战犯，落实李宗仁回国，关怀和解决港、澳、台同胞切身问题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我们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一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离休后都忙于写各自的回忆录。1994年我到漳州参加了小鹏同志关于周恩来同志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的审稿，以后又出席首发式。他在党史征集工作中也做了大量工作。2001年4月，小鹏同志因为脑梗，又回到北京安度晚年。我俩不期而遇，在同一天到北京医院同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是左眼，他是右眼，眼罩还没摘去我们即在一起合影留念。小鹏同志又发挥了他的幽默天才，说：“我俩是周总理的左右眼。”一句话引得我们开怀大笑。我愿我的老战友永远快乐、健康长寿。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童丹宁同志受其父亲长征情怀的感染，将他父亲的《长征日记》、、《长征报告》汇集出版，我认为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所写的导言情真意切，使读者身临其境，更加了解一位老红军战士童小鹏同志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这一代老红军战士，不仅希望第二代能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而且希望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将红军长征精神永远发扬光大，为中国的强盛和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胡锦涛同志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烈史诗。童小鹏同志的《长征日记》就是这壮烈史诗中的灿烂篇章。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纪念日，谨以此序言献给这支光荣的军队和这支军队光荣的一员——童小鹏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