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斗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中国史遂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政府出现。汉高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
秦自统一称帝至亡，凡三君，十五年。
秦帝系表：
汉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一君，一百一十一年。王莽自摄政至建新朝迄亡，共十八年。
西汉帝系：
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
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
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
春秋时华、夷杂处之大势，粗略言之，徐有淮夷，青有莱夷，雍有犬成、义渠，豫有陆浑之戎，冀有鲜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扬有蛮。经春秋至战国，西北诸国有渐次城郭化者，亦有渐次驱逐而北避者。秦、赵、燕三国竞务拓边：燕开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诸郡；赵灭中山，开雁门、代、云中诸郡，秦开九原、陇西、北地诸郡，魏开上郡亦人秦。中央诸戎则以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阳九夷而渐就消灭。东方淮海诸夷，率与诸夏同化。南方则有楚、越两国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两省为越人所辟；湖南、云、贵为楚所辟。巴、蜀则开于秦。两广、安南则在秦并六国后始为中国郡县。群居生息于同一版图，沐浴寝馈于同一文化，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疆土，发展文化，盖自此始大定其基础。
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
封建制逐步破坏，郡县制逐步推行，自春秋至战国已然。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堕于地不止。汉初先则有异姓封王，继则封王惟限于同姓，又次则诸王惟得衣租食税，同于富人；此自景、武下逮东汉，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
至魏则井邑入亦薄。隋矫魏孤立，大封同姓，并许自选官属，然刘颂言其“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盖亦徒享封土，不治吏民，乃西汉景、武以后法度耳。至晋惠帝立后，诸王或镇雄藩，或专朝政，遂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政，非古代封建之比。
下至南朝，宋，齐、梁诸代，宗室诸王皆出为都督、刺史，星罗棋布，各据强藩，假以事任，矫东晋中央衰替之势；然此特援引亲族以踞要位，其权重在为守令，不在为王侯。
唐封诸王不出阁，有名号，无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亦仅衣税食租。惟明初封诸王，欲以封建、郡县相杂，然一、再传即废。终明之世，仍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
再以封侯论，汉初诸侯亦犹有君国子民之意，景帝后事权即皆归国相，侯国与郡县无异；然尚裂土以封。东汉则多未与国邑，仅佩印受廪，列侯殆全同于关内侯。又汉初丞相选用列侯，武帝时始有拜相封侯之制。东汉位三公者亦不复有茅土封，然汉人犹常称“万户侯”，言其封食之大。至魏，虽亲王所食未有及万，诸将封多不满千户。
晋、宋以下，门第既盛，朝廷封爵乃不为重。至唐则并废封爵世袭之制，爵仅及身而止；而所谓爵土亦祇是虚名。受封者于内府给缯布，惟同俸赐，絶不足以拟古之胙土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令诸功臣世袭剌史，长孙无忌等十四人辞曰：“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一也。臣等非才，愈彰滥赏。二也。孩童嗣职，宁无伤锦？一挂刑网，自取诛夷。三也。求贤分政，寄在共理。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四也。”于是遂止。观于此，则知封建制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
以唐太宗之英武，唐初文、武诸功臣之出众，诚使君臣割地，各自专制一方，相与和好连结，征租训武，亦足各传白年、数百年之外。所以不能尔者，由国人对于政洽意义之认识，久已不许复有贵族世袭封建制度之存在。此乃中国史进程中一极要纲目，不可不特别注意也。
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大要言之，中周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政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
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之主。举其著者，如孔子之孝弟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许行、陈仲之并耕论、不恃人食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皆就全人类着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义也。
三日“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世之规律，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采。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搏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髙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成之也。
此四者，乃此期间冲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
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周孝王时，大骆适子成居犬丘，而庶子非子始别封秦。其后，犬丘一族为西戎所灭，非子一族邑秦者遂又东兼犬丘故地。诸赢姓如江、黄、徐、奄、梁、葛、谭、莒、郧、终黎、钟离、淮夷、及战国之赵，皆在东方。秦、晋于春秋时世为婚姻，时无以秦为夷狄者。战国之秦乃如春秋之楚，不得即此谓秦果夷狄。
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要的远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丞相王绾、李斯、去疾诸人，似乎全非秦之贵族。如吕不韦、昌平君、李斯则明属东方人，吕、李明是平民阶级。秦政府实一东西混合的政府，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秦政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如废封建行郡县。
此种趋势，虽自春秋、战国以来即然，然明白肯定的废封建则自秦始皇统一后始。时丞相王绾即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李斯不谓然。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卒从李斯议。其后博士齐人淳于越又主封建，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丞相李斯力斥之，至为请焚书。封建、郡县两政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政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溱，殊欠平允。
又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从廷尉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今略考之：
又增九原、南海、桂林、象郡、东海、共四十一郡。边郡十八，近边二郡，内郡二十一，境土略与今相当。惟北盛于南，与后世异。
收军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以解消封建时代之武装。
当时国境，皆筑长城为防。割地裂疆，远者五、六百年，近亦一、二百年。又有堤防御水，而以邻国为壑。中国之支杂破碎，固若自古已然。秦廷努力铲削决通，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收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又建设首都，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阳，兴建筑。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则咸阳之新建筑，实汇合当时营造艺术之大成也。其经营陵寝，亦承儒家理论，而藉以充实中央。于物质上，造成全国共仰之新首都，于统一精神亦殊重要。
巡行郡邑，筑驰道。
始皇凡五巡狩。车辙马迹遍中国，贾山谓：“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制度之壮丽可想。
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
此观秦各地刻石文辞可知。又始皇二十六年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问轨，书同文字”，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
开拓边境，防御外寇。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政治。
至于秦以一皇帝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秦廷有集议之制，为两汉所承。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犹与春秋列国贵族世卿之世略似。就此种政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
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人以耕战立国，全国民众皆充兵役，名曰“黔首”。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军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及天下统一，秦之政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如五岭戍五十万，长城戍三十万，阿房役七十万；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军功得封爵不同。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过旬日，其事易胜。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又有“七科谪”与“闾左戍”，陈胜、吴广即由比起。
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
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
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
高祖父称太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性。高袓行三，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名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买、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薄曲、吹箫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胄。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责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
平民政府必然创建，殆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不可抗之进程。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等议复封建，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又议复封建。至二世皇帝元年，东方革命军起，各为六国立后。汉高平项王，封韩信、彭越、黥布诸人为王；迨异姓诸王逐渐铲灭，又封宗室同姓诸王。
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当时平民政府的第二个反动思想则为“无为而治”。
汉初政府纯悴代表一种农民素扑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因乱后社会经济破产，人心厌乱，战国晚年黄老一派消极思想，遂最先在农民政府里面得势。
“无为”之实则为“因循”。因此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黄老而为汉冶之指导。
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一面汉廷削平吴、楚七国之乱，一面又渐渐有所谓“酷吏”出现，用朝廷法令来裁抑社会上的“游侠”与“商人”。功臣、列侯、宰相、大臣，亦不断受朝廷法令制裁。中央统一政府之权力与尊严，逐渐巩固，而后酝孕出汉武一朝之变法。
平民政府有其必须完成之两大任务，首先要完成统一，其次为完成文治。汉政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汉政府文治之蒸，则始于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