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中经历范湖长期纷扰之后，渐渐找到复兴的新机运，是为北朝。
元魏自道武帝至孝武帝入关，凡十一主，一百四十九年，分为东、西。
东魏一主，十七年，先亡。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齐自高洋篡位，五主，二十八年。
周自宇文觉篡位，五主，二十五年。
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南渡以还，士大夫沦陷北方者，不得不隐忍与诸胡合作，而彼辈学术涂辙，亦多守旧，绝无南渡衣冠清玄之习。
刘渊父子皆粗知学问，渊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皆是东汉的旧传统。
石勒徙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置公族大夫领之。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试经之制。
慕容廆益大兴文教，以刘赞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廆览政之暇，亲临讲肄。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
苻秦文教尤盛，诸经皆置博士，惟阙周礼，乃就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音读，即其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纱幔受业。
王猛死，特诏崇儒，禁老、庄、图谶之学。
姚兴时，耆儒姜龛、淳于岐等教学长安，诸生自远而至。兴每与龛等讲论道艺。胡辩讲授洛阳，关中诸生赴者，兴敕关尉勿稽其出入。
姚泓亲拜淳于岐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
是五胡虽云扰，而北方儒统未绝。
时河、洛一带久已荒残，山西亦为东西交兵之冲，石虎之乱，屠割尤惨，故东方惟慕容，西方惟苻、姚，为北方文化残喘所托命。
元魏先受慕容氏影响，自拓拔珪时已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初有生员千余人，后增至三千。
拓拔嗣信用崔浩，至拓拔焘又征卢元、高允，文化渐盛。
时范阳卢元、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集代郡。高允征土颂谓：“名征者四十二人，就命者三十五人。”卢丑当太武监国时入授经，以师傅恩赐公爵。张伟以通经官中书侍郎，受业者常数百。张吾贵门徒千数。高允居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郡国建学校，立博士，皆出允议。
别有河西儒学，以诸凉兵祸较浅，诸儒传业不辍，又为苻、姚丧乱后诸士族避难之所。至拓拔焘并北凉，群士始东迁，遂与东方慕容燕以来儒业相汇合，而造成元魏之盛况。
刘延明就博士郭瑀学，瑀弟子五百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凉武昭王以延明为儒林祭酒，蒙逊拜为祕书郎，牧犍尊为国师，学徒数百。常爽门徒七百人，索敞为之助教。敞入魏以儒学为中书博士，贵游子弟成就显达者数十人。蒙逊时又有宋繇、阚骃均见礼待。可见河西儒学之盛。又游明根、高闾皆以流寓入魏，特被孝文礼遇。游子肇，亦名儒。闾与高允称“二高”。
在此汉化深浓、儒业奋兴之空气下，乃酝酿而有魏孝文之迁都。
太袓元兴元年至邺，即有定都意，乃置行台。太宗神瑞二年又议迁都，以崔浩等谏而止。汉化愈进，即迁都动机愈成熟，两事连带而来。
魏孝文迁都，自有其必然的动因。
一则元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太和十五年始亲政，是年即建明堂，改营太庙。明年坏太华殿，改建太极殿。十七年改作后宫。北魏的国力，到此已盛，与其在平城因陋就简的改造，不如径迁洛阳，可以彻底兴筑，以弘规制。
二则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则必先将首都南移。
太和十五年始亲政；十七年南伐，是年即议迁都，并起宫殿于邺。是后连年南伐，直到孝文之卒。可知孝文迁都，实抱有侵略江南之野心也。
三则当时北魏政府，虽则逐步汉化。而一般鲜卑人，则以建国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气渐重，魏文帝实在想用迁都的政策来与他的种人以一种新刺激。
史称：“魏主将迁都，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以胁之。至洛阳，霖雨不止，群臣泣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迁都之计遂定。”其时一般鲜卑人之暮气沉沉，固不待南迁而衰象已见矣。孝文太子恂，既南来，深苦河、洛暑热，每追乐北方。帝赐之衣冠，常私着胡服，杖数百，囚之。又谋轻骑奔代，废为庶人，赐死。时孝文南迁，所亲任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孝文尝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孝文之开譬深切如此，然陆叡、穆泰终以反对南迁，谋乱伏诛，则知当时鲜卑人一般之意态，实距孝文理想甚远也。
孝文迁都后的政令，第一是禁胡服，屏北语。
帝谓：“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语言不听仍旧。”又曰：“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
其次则禁归葬，变姓氏。
自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拓拔改氏元，其它如长孙、奚、叔孙、穆、陆、贺、刘、楼等，皆胡姓改。凡一百十八姓。
又次则奖通婚。
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而一时朝士，文采、经术尤盛。
如高允、李世安、李冲、李彪、王肃，尤其著者。所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集词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也。”
惜乎孝文南迁五年即死。
他的抱负未能舒展，鲜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而变乱由此起。
初，元魏在马邑、云中界设“六镇”以防柔然。
六镇：
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又有御夷，后置，在“六镇”外。
鲜卑高门子弟，皆在行间，贵族即是军人，当兵即是出身，杂卑自己规模本如此。
北史广阳王建传：“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擁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乃至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置之。”
及迁洛阳，政治情势大变，文治基础尚未稳固，而武臣出路却已断塞。
广阳王传谓：“及太和在历，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北齐书魏兰根传亦谓：“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族，各各荣显，顾赡彼此，理当愤怨。”
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
洛阳伽蓝记谓：“当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高阳正光中为丞相，童仆六千，妓女五百，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河间亦妓女三百，常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况我大魏天潢，不为华侈。”
而留戍北边的，却下同奴隶。贵贱遽分，清浊斯判。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
胡太后时，羽林、虎贲作乱，杀尚书郎张仲瑀及其父张彝，而朝廷不能问，其事已为凊流文治派与武人势力之显著冲突。在中央政府下之羽林侍卫尚无出路，何论边鄙镇兵？六镇叛变，正为此种形势之继续扩大。南中文治派与北边武人之冲突，其后面不啻即是汉化与鲜卑故俗之冲突也。
尔朱荣入洛阳，沉王公以下二千余人于河。洛阳政府的汉化暂见顿挫。
尔朱荣世为领民酋长，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数万匹，此乃代表鲜卑遗留在北方之旧传统、旧势力，与洛阳汉化后之新朝贵绝不相同。一个国家，同时摆着两个绝不相同的社会，势必酿乱。
而鲜卑命运，亦竟此告终。
凡历史上有一番改进，往往有一度反动，不能因反动而归咎改进之本身；然亦须在改进中能善处反动方妙。魏孝文卒后，鲜卑并不能继续改进，并急速腐化，岂得以将来之反动，追难孝文！
然北魏洛阳政府之覆灭，只是拓拔氏一家统治权之解体，对于当时北方文治势力之进展，依然无可阻碍。
史称：“世宗时，天不承平，学业大炽。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多者千余人，少者亦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此魏孝文迁都后北方学术界气象也。
北齐在地理和人物上，都承袭着洛阳政府之遗傅。
尔朱荣居晋阳，为孝庄帝所杀。荣从子兆弑庄帝，高欢杀兆，孝武帝奔关中。高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洛阳四十万户，令下三日，狼狈即行。
高欢一家，虽是一个汉、鲜混杂的家庭，史称高欢渤海蓨人，其六世祖隐，为晋玄菟太守，则高欢应为汉人。惟自五世祖庆，已三世事慕容氏，史称欢遂“习其俗”，至其后娄氏则鲜卑豪族也。高澄娄出，故侯景呼以“鲜卑小儿”。高洋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弼对：“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洋以为“此言讥我”。又斩高德政，谓：“德政常言宜用汉人除鲜卑，此即合死。”洋后李氏出赵郡，其子废帝殷，洋谓其：“得汉家性质，不似我。”
然而汉人的势力，很快在北齐的政府下抬头。
史称：“高欢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惟惮高昂。欢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言；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然同洋即位，群臣皆汉、魏衣冠。直至末年，洋乃数为胡服，微行市里。则知文宣时齐朝早已汉化。又齐文宣诛诸元二十五家，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锢，嗣又大杀元氏，魏后竟无遗种，亦为汉人得势一因。
杨愔尤称当时经学名懦，事高洋，时称“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李铉、邢峙、冯敬德、冯元熙，皆以经学为帝室师。后魏崔亮年劳之制，至是见革。
后魏自张彝见杀，武官皆得依资人选，官员少而应调者多。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年月久则先擢用，世谓之“停年格”。魏之失人自此始。高齐自高澄、袁韦修、杨遵彦、辛术相继掌大选，颇革魏弊，而辛术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尤为见称。
士人为县，尤见齐政渐上轨道。
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凡九等。然犹因循后魏，用人滥杂，至于士流耻居。元文遥遂奏于武成帝，密搜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是县令始以士人为之。
齐律尤为隋、唐所本。
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北朝尤以齐律为最。由唐及清，皆本隋律，隋律则本于齐。则齐政虽称昏乱，其士大夫之贡献亦甚大。
西魏则宇文泰虽系鲜卑，然因传统势力入关者少，更得急速汉化。苏绰、卢辩诸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政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绰依周礼定官制，未成而卒，辩续成之。
苏绰的六条诏书：
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
悬为当时行政官吏的新经典。
文长数千言，周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诵习。绰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账户籍之法。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责任，现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当时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历来氏族门第的拘絯。
六条之四曰“擢贤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门资，不择贤良。夫门资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今之选举，不限资荫，惟在得人。”
于是以前的官吏，为门资所应得；而此后的官吏，则将为民众负责任。此种意识，不可不说是当时一个极大的转变。
北史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氏流。”又北史陆彦师传：“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盖北周僻在关西，洛阳鲜卑贵族，去者无几，故苏绰得教宇文泰打破门第，拔才任用。如此，则鲜卑族自见湮沉，汉人自见腾驤，实为北周汉化一更要关键。至隋时，政治转换，已上轨道，故卢恺、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别，此并非反对北周之制，实为依照苏绰用意，作更进一步之甄别也。
周礼是他们政治理论的根据，一时君臣皆悉心讨究。
此书在魏孝文时已见重。西魏因推行周礼，故公卿多习其业。北齐熊安生精治此经，名闻于周。周武帝灭齐，安生遽令扫门，曰：“周帝必来见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彦，旦理公务，晚就讲习。
北周文帝于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而后子、史。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侍读书，河东薛慎等十二人应其选。
从学术影响到政治，回头再走上一条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个合理的政府来。
从此漫漫长夜，开始有一线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见朝旭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