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三、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
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照理说就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國”。
变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注释：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