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说过，“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价值”。
1991年，20岁的我下决心改行从事经济学工作，立志投身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历史洪流，将自己微小的生命体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伟大进程。时至今日已有18年了，痴心不改，矢志不渝。
著名经济学前辈吴敬琏先生的崇高责任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以70多岁高龄立于国内经济浪潮前沿，他说，“我对经济学的执著沉迷，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求索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学以致用，古有明训。既然我从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国荣辱兴衰系于改革的结论，自然就应当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贡献给经济改革这一伟大的事业。”
林毅夫老师也是我的榜样，1986年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回归祖国的海外经济学博士，他对中国历史的深邃理解让我钦佩。他引用东汉名将马援“马革裹尸”的誓言以明志：“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这句话可谓真情流露，感人肺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在1999年，我曾和我在剑桥大学的中国校友相约，要为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各自的努力，并要活到中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那一天。在2002年发表的《什么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一文中，我有感于凯恩斯对经济学家应是多才多艺的观点而写道：“一个未来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既是某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又具有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哲学家、历史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诸种才能的综合，还是实践终身学习的人。人类经济的繁荣和挑战需要大量的合格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梦想有朝一日经济学家作为一种职业像牙医那样普通且令人尊重。做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我有一个中国梦想，就是活到2049年，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的那一天，如果我能获得“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这一句评价，就此生无憾。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王佳平和女儿姚庆蕾。妻子和女儿无条件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艰苦创作之夜的不竭动力。弟弟姚余梁博士、好友刘丰、赵炳阳详细审阅了每一份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焦远超、张艺、郑海燕、卓新、张建胜和沈波都仔细阅读了每一稿，给了我重要的修改意见。我感谢吴晓波的鼓励，希望他对我完成的“亚布力之约”感到满意，我也感谢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那是迸发思想光芒的地方。承蒙中国著名书法家王守栋为本书题写书名，中国著名辞赋作家王步高先生对《中国梦想赋》的指导，感谢两位国学大师义务赐教。我想他们不是看重作者本人，而是对重燃中国梦想的深深欺许。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沈家乐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王留全是两位有文化底蕴和严谨的编辑，为此书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本书仅是作者多年的学术成果和个人观点，与任何组织和机构无关，希望得到互联网时代媒体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