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的山西处于中国两大通商动脉的交汇处，交通四通八达，地位无人能及。这一区位也决定了处在十字架上的张家口在中国商业史上的范本意义。一部张家口的发展史也正是晋商兴衰史的映衬。
从八大皇商到普世晋商的参与，再到1727年以后恰克图贸易的兴盛，晋商从盐商时代迈入外贸商人时代。当陕商、徽商因盐政变法而先后元气大伤时，转型的晋商得以延续其在国内商帮的地位，并较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1684年清朝取消海禁，用海关代替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从最初的四口通商到广州事实上的一口通商，福建籍商人崛起于广州港。1760年，十三行公行复设，十三行进入产生巨富的时代，以潘启、伍秉鉴为代表的福建泉州海商相继成为广州乃至世界首富。
珠江和泰晤士河，一条连接清政府的广州十三行，一条连接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各有优越感的官方外贸垄断团体，构成了18～19世纪中西关系的商业中枢。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被一群叫“港脚商”和散商的小鬼们瓦解时，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垄断者十三行，离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如果说山西商帮史是一首交响曲，那么盐商只是这首曲子的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沉闷舒缓，从明初商帮萌芽开始，用了整整一个朝代兴衰的时间，才逐渐过渡到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讲述了晋中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故事，以他们为主体的外贸商人，人才辈出。这一乐章，音域广阔，韵味悠长，精彩纷呈。
如果说山西商民走西口、走东口是“花开两朵”的话，那么一朵开在了明朝，以盐商的崛起为标志；一朵则始开于明末清初，以外贸商人的崛起为标志。
在清朝前200年，内陆城市张家口的历史地位，少有城市能够撼动。清朝时山西的版图比明朝时更大，与山西北部万里长城接壤的归绥六厅（即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以及“八旗”中的六旗地盘（包括多伦），都是山西的管辖范围。原陆路丝绸之路向东的延长线：西安—湾关—太原—北京，也通过山西。
更重要的是，山西处于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这一连通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它一方面扮演着京津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大同在山西边防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一度是辐射张家口、包头、归化城的一个区域中心。从走西口、走东口的商民流动来说，大同也是一个分流中心，但这只是在明政府。清政府统一内外蒙古后，大同的军事功能荒废，张家口马市在清朝崛起中的历史地位及其连接张（家口）库（伦）大道贸易的传统经济定位，让它很快成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中俄恰克图协议更是让张家口作为中国北方贸易中心的地位呼之欲出。
而上海在国内城市的地位和水路交通工具的限制，决定了当时的武汉还不足以成为连接上海—重庆的枢纽。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加之内陆的开放和以机器制动的轮船在长江上的航行，武汉才成为沟通上海与连接西部的黄金口岸。
在一定程度上，张家口的历史地位不再之日，也是晋商衰败之时。
1429年，明政府在长城边塞设置了一座城堡，取名张家堡。这是一个荒凉之地，不仅风沙四起、烽烟弥漫、号角长鸣，而且诸物不产，商贾舟车，“足迹罕至”。
1529年，张家堡扩建，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取名张家口（今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作为边塞城市的雏形基本形成。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为代表的晋商家族3年的努力下，蒙汉放弃敌对，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的蒙古名字是“Kalgan”，最早则叫“Chuulalt Haalga”，意思是“聚集之门”，至今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仍然这么称呼张家口。这里是昔日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进入中原的马踏之地。
蒙汉设立马市几经反复。明初，中原物品被限制流向草原，史称“禁边”，但仍有人私下做生意。1405年3月，明政府在辽东的广宁、开原最早开放马市，并允许东蒙古部落每卫每年进贡两次，每次100人，明政府试图将民间私下贸易变成政府监督下的规范交易。
之后，明政府在抚顺、清河、瑗阳、宽甸等处设立马市。1438年4月，大同设立马市。
明正统（1435～1449）年间，蒙古部落的朝贡使团动辄数千人，对使臣的大量回赐给明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使团人数被屡屡限制，引起以异姓贵族篡夺汗位的也先部落的不满，最后导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
土木堡之变后，马市皆停，直到1478年在辽东以及1551年在大同、宣府、延绥再开马市，此后又停，直到1571年双方修好。
马市从设立之初，就带有官营性质。张家口开市之初，前来入市的蒙古各部落非常踊跃，但明政府可供互换的钱粮有限，不能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王崇古就广招四方商贩前来，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山西人不断来到张家口。到明万历（1572～1620）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1579年，张家口年易马就超过35000匹以上。
在相当长时间内，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的物品之列。明政府容许铁器入市也是从辽东通马市开始的。之后，王崇古也奏请铁器入市，并建议陕西各市仿行。1572年后，山西潞州铁器流入马市。但在明朝高层，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想：用铁器换马匹，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日后无穷之患的灾祸之举。
这种想法让清太祖努尔哈赤非常不满，他在起兵时就很想教训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对明政府发出的挑战书中，他列举了“七大恨”，其中一“恨”便是，明政府对辽东马市限定了许多条件，主管互市的官吏又对前来贸易的女真人敲诈勒索，不能公平买卖，激起女真人（明末女真人改称满洲人）的怨恨。努尔哈赤从辽东发出挑战书，也绝对不是偶然。
王崇古用互市的办法了结了蒙汉之间长期以来的怨恨，曾有人用“化干戈为玉帛，具有远见卓识”来评价他的这一举措，但从事后的历史进展来看，互市也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乱世时更是如此。诚如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思想：从中原流出的铁器武装了女真人的部队。
张家口与辽东互为唇齿，张家口商人既去辽东参与马市，辽东的满族人也到张家口贸易。作为开放时间最早、最长的边地市场，辽东马市活跃着很多山西商人。嘉靖（1521～1566）时期的进士葛守礼就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此时的马市已不再是临时摊点，临街商铺鳞次栉比，这里不仅有来自本省的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而且有来自南京、苏杭的罗缎铺和山东临清的布帛铺等。
明朝末年，辽东战事频仍，两地的马市贸易重心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张家口成为内地与东北的贸易中心。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及其他物品，就在张家口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充当了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乃至物质的供应商。
满清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人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于是有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8家商人被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的故事，他们随后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7家，也各有封赏。
1644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清政府还在张家口修筑了大境门，这在张家口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页。清政府对晋商的器重，奠定了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张（家口）库（伦）大道的兴盛从此开始。从此时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张库大道整整运行了285年。
张库大道全长1400多公里，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期。在元朝，张库大道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常威是榆次常家家业的开创者。他的家族，上溯七辈都以务农为生。
清康熙（1661～1722）年间，常威拿着从家乡带来的“榆次大布”，打开了张家口市场。盐、布是那个时代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这种布纱支较粗，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欢迎。1711年左右，常威拿出自己的积蓄，开设了第一家商号——常布铺。雍正（1722～1735）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地区扩展。
这样一组数据显示了张家口后来的图景：清初张家口商户80家，道光（1821～1850）年间260家，同治（1861～1875）年间1027家。到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1500多家，上下两堡专做旅蒙业买卖的多达700余家。最高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仅一处标准铺面，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
不过，张家口日后的兴旺，与一个叫恰克图的村落的兴起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个体，常家的生意真正发达是在1727年以后。
也是在这年，中国一南一北各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南方，一艘名叫“奥古斯塔斯王子号”的商船来到了珠江口。这艘商船由多国公司联合派遣而来，只希望得到较为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没有如愿。在北方，中俄两国政府郑重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为两国边境贸易的通商地点，允许两国商民在上述地方建造房屋、商店，免除关税，自由贸易。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话说，类似这种按平等原则从事中俄私人贸易的市场，正是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国沿海取得但未能如愿以偿的。直到30年后的1757年，广州才在清政府的诏谕中确定了其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山西内陆外贸商人比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广州十三行海陆外贸商人起步略早。
尼布楚是1689年7月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钦定的贸易城市，之前的1685年，清政府确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与祖鲁海尔一样，尼布楚地理位置较偏，其到北京的路途，要比恰克图至北京的路途至少远1000多公里。这样，中俄贸易重心就转向了中俄边界上的恰克图。
1728年，俄国政府在色楞格斯克（今乌兰乌德）附近开始建立恰克图城，常氏家族将“常布铺”改称为“大德玉”。1730年，清政府批准中国人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这是一座由贸易商民建成的木城，由松木桩围建，城中设有衙门，城东建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庙，西边设有电报局，北边设有邮政局。北门上悬一匾，上题“北方雄镇”4个大字。买卖城具有纯正中国风格，街道直线延展，两侧分布着院落。北京师范大学邵继勇在其文《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中介绍说：
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出口贸易要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这等于清政府将出塞贸易的管理机构设在了张家口，张家口遂成为内地通往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中心。1754年，俄国取消国内关卡，清政府也决定停止允许俄商每三年一次来京直接贸易的规定，将对俄贸易全部放到恰克图办理，恰克图贸易因此由1737年左右的不超过1万卢布，激增到83万卢布。
1755年之前，常万达就来到了恰克图，他很看好恰克图贸易的前景，但更多商人因贸易的不明朗态势而持观望态度。这一点也并不难理解，在1762～1792年的30年间，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中俄贸易曾4次中断，总计时间有15年之久。也是在此期间，俄国放开了对毛皮贸易的国家垄断，允许私商经营毛皮。屡禁屡开并没有阻挡贸易的不断升温，1770年的恰克图中国买卖城已经是一个拥有400多常住人口的小镇，而1800年的贸易额也由1757年的113万卢布增加到623万卢布。
1768年，常威主持分家，将“大德常”和“大德玉”分别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常万和常万达。此时的常万达果断先行一步，将在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金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从榆次大布起家后的一次经营方向的重大转变。
常万达及其他商人经营的茶叶量，在1755～1762年间仅占到对俄进出口总额的6%～7%。当时中方对俄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棉织品和丝绸，其中土布占据80%以上的份额，但茶叶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常万达的眼光和判断。
那时，英国人对中国绿茶格外垂青，素食腥膻的俄国人则酷爱浓烈砖茶。在英国通过海路从广州进口中国茶叶时，俄国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要比英国长。1640年，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返国时带回茶叶200袋奉献沙皇，俄国饮茶之风由此开始，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茶最甚。
常万达在张家口先后建了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三座茶庄，并在恰克图设立分庄，独慎玉茶庄还前往莫斯科贸易。内蒙古多伦、呼和浩特，辽宁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其家庭商号。不仅如此，常万达又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南中国的茶山，与之后的晋商一道，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湖南安化、浙江建德等产茶之地，经张家口，再送往恰克图的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之路”。
在郎咸平眼中，原来的晋商还只是卖盐巴的小商人而已，但这个时期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创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产业链经营。他举例说，今天中国的工厂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出厂价为1美元，卖到美国的价格接近10美元。那9美元是谁创造的？是除了制造以外的所有大物流环节创造的，包括运输、包装、物流、仓储、批发、零售，整条大物流产业链创造了9美元的价值。
事实上，晋商比当今绝大多数企业家更早发现，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掌控整条产业链，而不仅是制造这一个环节。晋商从南方贩茶叶，把制造、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了手中，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
南贩的茶叶一般在湖北中转，汉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1683年时，山陕商人已经将会馆设在了这里，这是武汉规模最大的会馆。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武汉周边及其向北的必经之路——河南沿线的山陕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仅以武汉周边的分布来看，就有湖北随州、孝感安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仅今荆州一地就存在4所山陕会馆，分布在荆州、公安、江陵和石首。
与湖北交界的河南南阳的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社旗、唐河和驻马店泌阳、正阳也建起了山陕会馆。向北沿线的平顶山郏县、伊川、洛宁县老城街、洛阳，漯河舞阳北舞渡，许昌八里桥及靠近安徽的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等地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山西商人还单独在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称为潞泽会馆，1744年）、许昌禹州等地建立了山西会馆。
之后，山西商队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再经晋城、长治，北进太原，再出雁门关至大同，一路从杀虎口西行过包头，至甘肃安西，进入新疆哈密、伊犁等地。另一路到张家口或归化，换成骆驼，运至库伦、恰克图交易后，再被运至伊尔库茨克、莫斯科。
这条联通欧亚大陆的南北茶叶之路，全程近5000多公里，水陆转运需要3个月，足以同唐宋元明的“丝绸之路”相媲美。这一路下来利润可观，但其中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体会。去库伦，一年最多走两趟；到恰克图，一年只能走一趟，大部分时间都被花在路上。当时有个民谣《提起个拉骆驼》唱道：
提起个拉骆驼，三星照路坡，蓝天当被盖，沙地做被窝，吃的是莜面沾盐水啊，提起个拉骆驼。
提起个拉骆驼，几辈受饥饿，冬天冻个死，夏天热个慌，受不完的罪过吃不完的苦啊，提起个拉骆驼。
清政府规定恰克图买卖城不许妇女居留，故买卖城定居的都是些单身商人和由他们从内地带来的12～14岁的男孩，这就是当时晋商长途贸易生活的写照。
1785年，常万达由商界推荐出席了乾隆皇帝的“千叟宴”。1796年，常万达去世，其子常怀、常怀玠、常怀珮继承父业，继续拓展。到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总额的20%～36%。到嘉庆（1796～1820）年间，像常家这样到恰克图设立商号的晋商达60多家，占在此经商商号总数的1/3。
常万达没有等到茶叶占据中俄贸易首位的那一日，但他的家族最终从他奠基的家业以及对贸易形势的研判和提前布局中受益。与常家的发展路径一样，很多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辽阳等地发家的晋商此时已经有了家业上的积累。当他们的第一代退居幕后而第二代被推向前台时，他们看到了恰克图存在的贸易机会和茶叶贸易的上升势头，乘势把家业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祁县渠家先祖渠济，早在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就带领渠忠义、渠忠信两个儿子往返于潞州府长子县和祁县之间，贩卖土特产，用潞麻、黄梨交换红枣、粗布。不过时运不济，一直未能发迹。渠家后代渠同海走西口，在包头发家，其后代继承父业，先后开设长源川、长顺川、长裕川多家茶庄。最盛时，渠家的资产曾高达四五百万两白银，成为清代显赫的外贸世家。
起家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时为清朝设立的管理外蒙和新疆阿勒泰的军政机构所在地）的大盛魁商号，后来将总部迁至呼和浩特，也成为到恰克图贸易的一大商号。在辽东起家的太谷曹家也是经营绸缎、布匹的巨贾，也是这时来到张家口设立锦泰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的。
道光（1821～1850）年间，中俄贸易处于空前繁荣阶段，中国每5元的贸易出口中就有1元多是通过恰克图的对俄贸易获得的，贸易货值比乾隆（1735～1795）前期增长10倍以上，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茶叶出口的迅猛增长。
到19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已经位居恰克图输俄贸易商品的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到1851年，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从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呢哔叽、金属和牲口等。茶叶贸易不仅使俄英等国税收陡增，而且也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可以说，中国沿北疆一线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山西商人，在明初纳盐中粮和九边屯军的政策下，大规模走向四方。他们以张家口为东口、以杀虎口为西口，串起了山西人一条走东贩西的贸易大动脉，而对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正由东、西口商人演化而来。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等三处为陆路贸易口岸。山西两口沿线商人不约而同汇集到了事实上的一口通商之处恰克图。从此，他们多了一重身份——外贸商人，并在这种跨越国境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由此拓展而来的商道从苏杭、福建武夷山、武汉向北经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沿张库商道及其辐射范围迅速崛起了张北、庙滩、多伦、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属蒙古国）、二连、闹狗庙、嘉卜寺（今化德）等十几处商业城镇。
明嘉靖、万历年间，欧洲人开辟了拉丁美洲—菲律宾—广东贸易航线，这一航线横跨太平洋，且主要进行中国丝货贸易，故称“太平洋丝路”，张库大道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它是继阿拉伯人主导的海、陆丝绸之路和西欧人开辟的太平洋丝路之后的另一条欧亚贸易大通道。
初期晋商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明朝山西盐商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晚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开中制和屯田制让山西南部平阳、泽潞商人成为当时山西商帮发展最高峰的代表，那么，山西北部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则逐步崭露头角，并形成自己的优势，为清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却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
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人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乡背井，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走西口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民族贸易的开拓史。西口商群体，前期以在乌里雅苏台创办商号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最为著名，后期以在包头创业的祁县乔家和渠家为代表。在阿拉善旗（先后归宁夏、甘肃、内蒙古管辖）的商号则以平遥董家的祥泰隆最为出名。
时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犹存在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和宁武巷，乌鲁木齐的山西巷子、蒙古共和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在东北、内蒙古、西北还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
张家口的一些宅院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四合院、高房子、单出水、无后窗，不仅防盗，而且私密，取“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中的排水口为铜钱造型，意为“水流钱留”，这些都是山西人留下的印记。
现在蒙古国人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砖，这正是一种寄托和文化影响。蒙古的商品主要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在靠近今乌兰巴托市中心土拉饭店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
在多伦，人们特别爱听山西梆子，《十五贯》、《算粮登殿》等都是多伦人爱听的曲目。当时归化城共有十六大商帮，其中十三帮为晋商，此外还有蔚县帮（原属山西大同，后属直隶宣化）、北京帮和回民帮。在山西十三帮中晋中地区占据九帮。早年，内蒙古地区盛行山西的北路梆子，到清朝晚期，晋中一带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占据上风。中路梆子源于蒲州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清道光、咸丰年间盛行。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清初，晋中商人以张家口和包头为经商大本营。乾隆以后，张家口的地位未变，包头的位置则被呼和浩特所取代。晋商一般将总号设在张家口或呼和浩特，然后将分号向北设到库伦，向东北设到多伦，向西设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晋商的大本营从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回撤到以山西平遥、太谷、介休等为中心的老家，于是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以平遥及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极具山西特色的古城、古村和院落。
当南北商道向南延伸、贯通后，山西商人的活动区域便不再拘束于张家口、北京、天津、陕西以及甘肃老西庙、新疆古城塔等北方区域，昆明金殿的铜鼎、扬州的亢园、亳州的花戏楼等，都为山西商人所建，著名的贵州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用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酒工人共同创造的。从分布在各省的山西会馆来看，山西商人的足迹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晋商史料与研究》一书指出，历史上，只要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山西会馆，全国共有200多处。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北京—武汉铁路和武汉—广州铁路的先后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前期的会馆多由行业商人或者县域商人所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它们建于万历（1573～1619）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素为京城人称道的六必居酱菜园、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都一处饭馆等，都是留传至今数百年的老店。六必居是临汾赵氏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万全堂则设于永乐年间（1430～1424），比同仁堂药店老得多。
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
范金明在《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山西、陕西商人或就近买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无论是边地还是淮、浙地区的盐商，均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两省商人逐渐以两淮为中心，以扬州为基地，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扩展，与徽商共分霸业，成为南北对峙的两大盐商集团。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赵家在明朝初期利用食盐开中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朝则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店铺很多。当时渭南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陕商最盛之时是在清朝以后，在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看来，那时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随后又把经营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
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沙市（今荆州）及荆州公安、江陵、石首，广东广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线是：河南洛阳伊川、洛宁县老城街，南阳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湖北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阳、灌县（今都江堰市，后与湖广等组成七省会馆）、温江、康定、西昌、会理，云南省晋宁县。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芜湖，江苏扬州，福建福州。那一点则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
晚清以来，除了荣氏兄弟和一些老字号以外，中国家族企业传承至今的屈指可数，但在山西外贸商人群体里，整个家族从商超过百年者，比比皆是。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创办者平遥李氏家族，从颜料转行票号算起，家业承沿超过110年。介休常氏家族事业，从乾隆（1736～1795）时期从事贸易发家算起，到清末民初已有200多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氏家族，从乾隆初年（1376年）出外谋生，到1952年才结束全部产业；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从1700年开始，一直做到1929年；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在张家口设立了祥发永账局，一直存续到民国初期，三者都传承了200多年。
清朝百年商业家族的群现，绝非偶然。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百年商业家族如此之多？一句话，这得益于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及恰克图的对外开放政策。
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到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000万两，传世24代，历经300余年。
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这三位走西口的山西人，创造了中国贸易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们所成立的大盛魁商号成为清朝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到清嘉庆初年（1796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清同治到光绪初年，大盛魁到达极盛，积累了2000万两银子，每年贸易金额达900万～1000万两银子。1690～1696年，清军三次征讨葛尔丹，他们是跟随三路大军中的西路军西行北上的。
由于要深入漠北不毛之地作战，粮食等军需供应是一大问题，清政府就准允商人随军贸易。王相卿等三人就是随军贸易中的三个肩挑小贩。王相卿善于统筹管理，史大学精于算计，张杰则是马贼出身，敢说敢做，三人搭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团队。清兵击溃葛尔丹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
王相卿和另两个年轻人一起，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里出售。一开始，商品包括烟草、食品和茶叶，但是生意并不是很景气，与乔贵发（乔氏家族创始人）早先一样，两个年轻人就回到了家乡，只有王相卿在坚守。王相卿从蒙古人那里购买牲口和肉，在熟悉游牧民族的社交习惯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这成为日后他在大草原上做成生意的先决条件。
战争结束后，原来充做汉蒙交易市场的马市因为江山的一统和安定而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费扬古的部队驻扎在漠西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这个地方成为蒙古的满洲军队的前营，后营则在科布多。之后，有关王相卿跟着清军来到乌里雅苏台发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说一个蒙古王公的女儿生了重病，濒临死亡。王相卿给她服用了一帖珍贵中药“龟灵集”，这是一种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救了这位小姐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这位蒙古王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第三个儿子，王相卿的商业贸易网络随之便无限量地发展起来，尽管康熙（1662～1722）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人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禁令，譬如，旅蒙商人赴蒙贸易必须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归化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多伦同知衙门批准，领取部票（亦称龙票），才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部票上要写上商人的姓名，经营商品的名称、数量，经商地点，起讫时间等，但有着随军贸易和蒙古王公贵族背景的王相卿，还是拿到了在蒙古各处通关的执照，同时包揽了蒙古的皮货贸易。
最盛时，大盛魁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在紧缺时，将南方的货物尽力收购并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张家口的大盛魁成为南货最大的集中地，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从创业之初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关门歇业，大盛魁绵延近300年，经商足迹遍及中国各省及俄罗斯和中亚诸国，雄踞塞外而傲视天下。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亲自出面，组织内蒙古政协开始组织编写大盛魁史料。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大盛魁还曾经是秘密的中国国际地下交通点。
不仅晋商中存在百年商业家族，徽州盐商江氏家族，三代传承担任总商，也持续了114年。广州十三行潘家，两代传承也超过百年，但它是十三行中唯一一家超过百年的商业家族。当然，最为显眼的百家商业传承家族就是山西外贸商人。
为什么其他区域商人没有像晋商这样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一是两准盐业政策的腐败及持续时间不及恰克图的开放时间长，让当时的徽州盐商难以与山西外贸商人相提并论；二是海路对外开放时间的略微偏后及其被鸦片战争过早所打乱，又让中国海上外贸家族命运多舛；三是山西商人开创了票号时代，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外贸商人到票号商人的过渡，顺应历史发展，从而延续了商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