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对“智囊”的概念有点感受是在近30年前。当时学术界、思想界和政界中不太广泛地传看着一本“内部读物”，书名为《出类拔萃之辈》。这本书记录着当时美国约翰逊政府决策圈中的许多轶事。如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乘飞机前往战区时，仍在背诵日语单词。又如助理国务卿邦迪年轻时怎样记忆力惊人，他竟在口若悬河般地宣读一篇论文后告诉为之鼓掌的师生，他刚才念的讲稿不过是白纸一张！书的作者所以称这些决策人物为“精英兼智囊”，为“出类拔萃者”，意在讽刺、讥笑这批高智商的人物竟会执意打一场愚蠢的越战。 后来，在研读世界当代历史、政治、经济中，更多地接触到“精英”（elite）一词。但让我十分惊讶的是，这词用得最多之处是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著述中。一大批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亚洲知识分子在历史巨浪中，推波助澜，左右时局，乘势而上，争夺政权。这些人被冠之以“精英”名号。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国家命运的颠沛，他们只能做“乱世之奸雄”，成为已有制度的挞伐者、斗争者或者颠覆者，没有机会在平静的环境中实现其理性治国的长远计划，“精英”的概念也就跟“智囊”错开了。

和平时期，我们中国的民间向来都有许多“大隐”，他们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合力”。一方面，人才济济、精英繁盛的社会，是一个生机勃勃、潜力无穷的社会；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中的精英真正走向上层，成为国家政权的顾问者、发言者，这样的社会才可以称为“文明”社会，这样的政府才能称为高效而开明的政府。 中国开始同时有了“高层智囊”的名和实，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随着民主建设的逐步发展以及国风、民风的开放，一批力主改革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和学者著书立说、频发宏论、力陈时弊、鼓动风潮、引领思想时尚，成为社会新锐，一时蔚为壮观。这批人物与党内和政府内不少极具责任感的老同志相呼应，终成邓公改革开放政策的强大社会舆论之基础，不但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政治决策和政治局面，其猛烈冲击造成的余波，迄今仍然烙印在中国现实之上。

不过，即使在当时，这批“智囊”当中也隐含着极大的分歧，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中国的学术与政策观点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关于新权威主义”以及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争论，就是这种差异与分歧的突出表现。在关于国情、传统、中国历史、中西文化经济政治比较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一场在新形势下进化论、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交锋已迫在眉睫。遗憾的是，这种争论与交锋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没能深入下去，争锋的焦点没有凸显出来，也就未能给社会进步带来更大的启迪和益处。可以说，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之一，是“高层智囊”格局和制度处在发展初期，尚不完善。 当今“高层新智囊”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基本问题，它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差别、社会走势等。他们并不囿于自己的专业，他们自身所具备的不同门类的专业知识只是他们认识、剖析社会的阶梯和桥梁，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作为社会最敏锐的神经，有意或无意地感到，社会变革的本源动力应该是制度性变化，是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公众心理与民族素质的改善。正是由于他们的关注点聚焦于社会，作用于上层，因而也就引起了社会和上层对他们的关注与聚焦。他们在向社会灌输着某种新理念的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精神解放和知识启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系统论”等“三论”的引入以及未来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就是明证。类似者甚多。

“高层智囊”存在的意义在于：只要中国在前进，在前进的方阵中就要有鼓手和旗手；只要中国人憧憬未来，就需要有对未来的思考者、认识者、设计者和履行者。我只希望，有幸或有志于充当前沿的中国人的人们，能志趣高远，耐得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