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期间，对专业不感兴趣，时间用在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上。毕业后从事铁道工程，政治经济学和英语都派不上用场。三年后，却因英语的基础转行到了外贸部门。
1983年到深圳经济特区。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同别人思维方式不一样，总能在信息把握、市场判断上快半拍。什么原因呢？因为有阅读英文能力，信息的收集上处于优势，再者大学期间自学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自己对商品经济规律有了方法论上的掌握。自知做企业还需补很多书本知识，就利用到香港办公的机会购买财会、企管书籍。头两年，白天辛苦一天，回到住处无论多晚也要自学两个小时的课程。
到了80年代中期，惊喜地发现国内出版界开始大量出版过去被视为禁书的种类，令我开心智的是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尤张五常先生《卖橘者言》、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增长的极限》、科尔内《增长、短缺与效率》……犹如紧闭的屋子，窗户洞开，一股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阅读次数最多、爱不释手，又无法连续阅读的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中、下三册，用了两年的时间才通读了一遍，汤因比对人类文明都要“经历萌芽、兴旺到衰亡”过程的观点却改变了我传统认知的世界观。朋友推荐的黄仁宇亦让我找到审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虽然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读书读出来的，却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可以不读书。
企业家和一般人不同。他们是一群主体意识极强的人，很少迷失自我。他们能轻松判断出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并善于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实现目标。
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没读过什么书的文盲。没有读过书的优势是不受保守的传统文化的束缚，敢闯、敢干。在那个初创时期，知识并不重要，甚至可能是包袱，所以，无文化者成功了。但是，创业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能笑到最后的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企业必须从经验型企业转变为制度型企业。经验型企业的管理者可以没有文化，不读书，依靠个人能力和过去积累的经验取得成功；但制度型企业是一定要有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知识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固然来自实践，但绝不是一个人的实践，而是千千万万企业家的实践。学者把这无数企业家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出来，写成书，就成了理论，可应用于创立和管理制度型企业的实践。
很多看上去和商业生意没有直接关系的书，实则能通过启迪智慧，增加涵养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眼光和判断。因此，企业家也应多读杂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