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弘念一起两年多的日子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比利时、纽约、德国、巴黎、日本、西班牙、意大利。为了工作，我和他大部份时间都在旅途上，也因此使我愈来愈相信，我们彼此依赖，依赖的成份甚至比爱更多。
杨弘念很希望能够跻身国际时装界，为此他会不惜付上任何代价，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是在意大利。
他在米兰开展事业的计划遇到挫折，他带着我，到了威尼斯。
我在威尼斯一间卖玻璃的小商店里发现许多精巧漂亮的玻璃珠，有些玻璃珠是扁的，里面藏着一座金色的堡垒，有些玻璃珠是用几条玻璃条粘在一起烧的，切割出来之后变成波浪形，里面有迷宫、有风铃，也有昆虫。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玻璃珠。”我捞起一大堆玻璃珠在灯光下细看，它们晶莹剔透，在我掌心上滚动，彷佛真的有一座堡垒在里面。
“你看！”我跟杨弘念说。
他心情不好，显得没精打采。
我把玻璃珠逐颗放进一只长脖子的玻璃瓶里，付了钱给店东，离开那间玻璃店。
杨弘念带我到那间发明“天国蜜桃”的酒吧，我终于尝到了一口最新鲜的“天国蜜桃”。
“我不会再来意大利。”他说。
“不一定要来意大利才算成功。”我安慰他。
“癈话！这里是时装之都，不来这里，难道去沙特阿拉伯卖我的时装吗？”他不屑地说。
泪，忽然来了。我站起身离开。
“我们分手吧。”他说。
“什么意思？”我回头问他。
“你根本不爱我。”他哀哀地说。
“谁说的？”我哭着否认。
“你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恩人，一个恩师。”
我站在那里，哭得死去活来。他说得对，我们之间的爱从不平等，我敬爱他，被他依赖，但是从来不会向他撒娇，从不曾害怕有一天会失去他。如果不害怕失去，还算是爱吗？
“你走吧，反正你早晚会离开我。”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我走了，以后谁替你买‘天国蜜桃’？”我哽咽着问他。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时装设计师！”他高声叱喝我。
我跑出酒吧，奔回旅馆。
我带在身边的浮尘子钟，正一分一秒地告诉我，时光流逝，爱也流逝。
第二天就要回去香港了，杨弘念整夜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在收拾行李，他回来了。
“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回去？”我问他。
他没作声，收拾了自己的行李。
我们坐水上巴士到机场，在船止，大家都没说话，只有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威尼斯人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们：
“威尼斯像舞台布景，游客都是临时演员，今天刮风，圣马可广场上那些正在热吻的男女，都像在诀别——”
船到了机场。
“再见。”杨弘念跟我说。
“你要去哪里？”我愣住。
“你昨天晚上甚至没有担心我去了哪里，我还没有回来，你竟然可以收拾行李。”他伤心地说。
我无言以对。
他留在船上，没有望我一眼。
船在海上冉冉离去，他甚至没有给我一个离别的吻。
威尼斯的机场也能嗅到海上的味道，我独个儿坐在那里，“天国蜜桃”的味道已经飘得老远。我忽尔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人，在离别的那一刻，我并不感到悲伤，我只是感到难过。
难过和悲伤是不同的。
悲伤是失去情人。
难过是失去旅伴，失去一个恩师。当他对我说再见，然后不肯回头再望我的那一剎，我只是感觉他好象在跟我说：
“我可以教你的东西都已经教给你了，你走吧。”
我于是知道是时候分手了。
我毫无理由地爱着另一个人，我彷佛知道他早晚会回来我身边。我祝愿他永远不要悲伤，期望我们能用欢愉来迎接重逢。至于杨弘念，不过是阴差阳错，而在我生命里勾留的人，我无法爱他更多。
飞机起飞了，我要离开威尼斯。
“你以后打算怎样？”良湄问我。
“我写了自荐信去纽约给一位时装设计师卡拉·西蒙，希望能跟他一起工作。我和杨弘念在纽约见过她，她很有才华，早晚会成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师。不过，我还没有收到她的回复。”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离开了一个月，家里乱糟糟的。
“如果真的要去纽约，要去多久？”
“说不定的，我看最少也要两、三年。放心，如果你跟熊弼结婚的话，我一定会回来参加你的婚礼。他拿了硕士学位之后打算怎样？”
“他说想留在学校里继续研究。”
“他不是想做科学家吧？”
我真的担心熊弼。良湄已经在社会上打滚三年了，他负责商业诉讼，每天面对的，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熊弼却一直躲在实验室里，不知道外面的变化。
“有时我觉得他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人。”良湄说。
“长大有什么好呢？长大了，就要面对很多痛苦。”我说。
“你被杨弘念拋弃了，为什么你看来一点也不伤心？”
“我看来不伤心吗？”
“你绝对不像失恋，你真的一点也不爱他。”
我不是没有爱过杨弘念，我只是没法让他在我心里长久地占着最重要的位置。
我把那件柠檬黄色雨衣从皮箱里拿出来放进衣柜。
“你有一件这样的雨衣吗？为什么我没见过？很漂亮！”良湄把雨衣穿在身上。
“我自己缝的。”我说。
雨衣是那年为了让文治在雨中看到我而缝的，我曾经站在他那辆机车旁边痴痴地等他回来。
“我缝一件送给你。”我说。
“我要跟这件一模一样的。”良湄说。
那天，我为良湄缝雨衣时，缝纫机的皮带忽然断了。这部手动缝纫机是爸爸留下的，少说也有二十年历史，虽然功能比不上电子缝纫机，但是我用惯了，反而喜欢。用手和双脚去推动一部缝纫机，那种感觉才像在做衣服，尤其是寒夜里，穿上文治送给我的那双灰色的羊毛袜，来来回回踏在缝纫机的踏板上，彷佛在追寻一段往事。所以，我一直舍不得把它换掉。
会修理这种缝纫机的人已经很少，我到附近的修理店碰运气。
外面下着雨，我穿上雨衣走到街上，跑了好几间修理店，他们都说不懂修理这种古老缝纫机。
最后，我跑到一间五金零件店找找有没有缝纫机用的皮带，如果有的话，说不定可以自己更换。
走到店里，一个熟悉的背影正专心在货架前找钉子。
睽违一年多，那是文治的背影，我站在他后面，不知道是否应该上前跟他相认还是应该离开。外面的雨愈下愈大，相认也不是，走也不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站在他身后，像个傻瓜一样伫立着。我们总是在雨中相逢，不是我们控制雨水，而是雨水控制我们。
“小姐，麻烦你借一借，你阻塞着信道。”店东不客气地惊醒了我。
文治回头，看到了我。
我们又重逢了，相认也不是，走也不是。
“很久不见了。”他先开腔。
“你在买什么？”我问他。
“买几口钉子，家里有一只柜门松脱了。你呢？”
“我那部缝纫机的皮带断了，我看看这里有没有那种皮带。”
“这种地方不会有的，你用的是手动缝纫机吗？”
“是的，算是古董。”我笑说，“无法修理，就得买过一部新的，我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
“我替你看一看好吗？”
“你会修理缝纫机吗？”我惊讶。
“我家里以前也有一部。”
“你现在有时间吗？”
他笑着点头：“如果伙你愿意冒这个险，不介意我可能弄坏你的古董。”
“反正不能比现在更坏了。”我说。
“你的缝纫机放在哪里？”
“在家里。”
“良湄说你刚从威尼斯回来。”
“已经回来两个星期了。外面正下雨，你有带雨伞吗？”
“我来的时候，只是毛毛雨，不要紧，走吧。”文治首先走出店外。
从威尼斯回来，本打算把房子重新收拾一下，所以杂物都堆成一个小山丘。
“对不起，没有时间收拾。”我把杂物移开。
“看来只有把断开的地方重新缝合。”他走到缝纫机前面仔细地研究。
“这样的话，皮带会短了一截。”
“所以要很费劲才能把皮带放上去，你一个女孩子不够气力的。”
我坐下来，把皮带重新缝合，交给文治。
他花了很大气功把皮带重新安装上去，双手有两道深深的皮带痕。
“你试试。”他说。
我坐在缝纫机前面踩着脚踏，缝纫机动了。
“行了。”我说。
“幸好没有弄坏。”他笑说。
“我倒了一杯茶给你。”我站起来说。
那个用杂物堆成的小山丘刚好塌下来，几本相簿掉在文治脚下，文治替我拾起来。
“对不起。”我说。
“不要紧，我可不可以看看？”
“当然可以。”
我走进厨房为他倒一杯茶。我努力告诉自己，要用很平静的心情来面对在我屋子里的他。
我端着茶出去，文治拿着相簿，怔怔地望着我。
“什么事？”我问他。
“这个是我！”他指着相簿里的一张照片说。
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四岁时在湾仔一个公园里拍摄的。我坐在秋千上，秋千架后面刚好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走上来拾起地上的皮球。
“这个是我！”文治指着照片中那个男孩说。
“是你？”
我仔细看看那个男孩。他蓄一个平头装，穿著一件印有超人图案的汗衫、短裤和一对皮鞋，刚好抬头望着镜头，大概是看到前面有人拍照吧。
他的眼睛、鼻子，愈看愈像文治。
“我也有一张照片，是穿著这身衣服拍的。”文治连忙从皮夹里拿出一帧他儿时与爸爸妈妈一起在公园里拍摄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中的他，身上的衣服跟我那张照片中的男孩子一样。
“照片中的背景也是这个公园。”文治兴奋地说。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照片中的他。在一九八三年之前，我们早就见过了。一个拾皮球的男孩，在一个打秋千的女孩身后走过，竟在差不多二十年后重逢。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一直毫无理由地等他回来，他本来就是我的。
“我以前常到这个公园玩。”文治说。
“我也是。”
他望着我，剎那之间，不知说什么好。
候鸟回归，但是一直在这里的人，却另有牵挂，重逢又怎样？我们不可能相拥。
“茶凉了。”我说。
他接过我手上的茶杯。
“有没有去探女朋友？”我故意这样问他。
他果然给我弄得很难堪。
原来他还没有离开她。
“我迟些可能会去纽约工作。”我告诉他。
“要去多久？”
“如果那位设计师肯聘用我的话，要去几年，我正在等她的回复。”
他惆怅地说：“希望你成功。”
“谢谢。”
“我不打扰你了，如果缝纫机再坏，你找我来修理。”他放下茶杯说。
“好的。”我送他出去。
“再见。”
“谢谢。”
我目送他进入电梯，忽然想起外面下着滂沱大雨，连忙走进屋里，拿了一把雨伞追上去。
我跑到大堂，文治已经出去了。
“文治！”我叫住他。
他回头，看到了在雨中赶上来的我，突然使劲地抱着我。
“不要走。”他在我耳边说。
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他的拥抱，我舍不得惊醒他，舍不得不让他抱，可是，他误会了。
“我是拿雨伞来给你的。”我凄然说。
他这时才看到我手上的雨伞，知道自己误会了，立刻放手。
“对不起。”他难堪地说。
“雨很大，拿着。”我把雨伞放在他手上。
“谢谢。”他接过我手上的雨伞。
“我回去了。”我说。
“再见。”他哀哀地说。
“谢谢。”我跑到大厦里，看着他打着雨伞，落寞地走在路上。
“文治！”我再一次跑上去叫他。
他回头望着我。
“这次我不是要拿雨伞给你！”我扑进他怀里。
“你可以等我吗？”他突然问我。
“我不介意——”我回答他。
“不。”他认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第三者。我过去那边跟他说清楚——”
我没想到他愿意这样。
“我现在立刻回去电视台请假，我这几年来都没有放假，应该没问题的——”
“你不需要这样做——”
“如果不需要这样做，我也用不着等到现在。”他轻轻为我抹掉脸上的水珠，“我不想再后悔。答应我，不要走。”
我流着泪点头。
“你回家吧，我现在回去电视台。”
我抱着相簿，一个人躲在屋里，把我们儿时偶遇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手上。我找到了一面放大镜，仔细看清楚照片上的男孩。是的，他是文治，那双令人信赖的眼睛，长大了也没有改变。
一个钟头之后，我接到文治打来的电话。
“我已经拿到假期，明天坐最早的班机到旧金山。”
“你确定了要这样做吗？”我再三问他。
“确定了。”他坚定地说。
“你曾经爱过她吗？”
“是的。”他坦白地承认。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曾经爱过另一个人。”
“我知道。”
“不，你看到我和他在车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那是后来的事。”
“你还爱他吗？”
“我们已经分开了，也许，我已经不是两年多前在学校外面和你分手的那个人——”
“你仍然是那个打秋千的小女孩。”他温柔地说。
如果可以，我只是想把那失去的两年多的岁月找回来，但愿生命从来没有一个杨弘念。我能够把最好的留给文治。
“今天晚上我要留在剪接室剪辑周日晚上播出的‘新闻特写’，本来很想跟你见面——”他说。
“我等你——”
“不，我也许要忙到明天早上。”
“我明天来送机好吗？”
“不是说不喜欢别离的吗？”他在电话那边厢问我。
“我们不是别离——”
不知是否很傻，我把儿时的照片统统拿出来，仔细看一遍，尤其是在那个公园里拍的。我想看看文治会否出现在我另一张照片里。
只有这一张，他闯进了我的生命。
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送他。
“我只去两天，跟她说完了就回来。”他告诉我。
我曾经埋怨他太婆妈，不肯离开一个他已经不爱的女人，他大可以打一通长途电话就跟她说清楚，但他选择面对。我不介意当第三者，他却不想欺骗任何人。我还有什么好埋怨呢？
“我到了那边会打电话回来给你。”他抱着我说。
我凝望着他，不忍说别离。
“你会回来的，是不是？”
“当然啦。”
“事情真的会那么顺利吗？”
“你不相信我吗？”
“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世事总是有很多变量，如同明天的雨，不是你和我可以控制的。”
我不舍得让他离开，我很害怕他不再回来。重逢的第二天，我就把他从手上放走，让他回去那个女人身边。她会不会不让他走？他看到了她，会不会忘记了我？
“要进去了，我很快就回来。”他摩挲着我的脸说。
我轻轻地放手。
“再见。”他深深地吻我。
“文治——”我叫住他。
“什么事？”他回头问我。
“买一些玻璃珠回来给我好吗？什么颜色都好。”
“为什么突然爱上玻璃珠？”他笑着问我。
“没什么原因的——”我说。
他跟我挥手道别。
我并没有突然爱上玻璃珠，只是希望他记着我，希望他在旅途上记着他对我的承诺。
那璀璨缤纷，在掌心上滚动的玻璃珠，也像承诺一样，令人动心。
“那个曹雪莉会答应分手吗？”良湄问我。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你，我会和他一起去。”
“太难堪了，好象胁持他去跟另一个女人分手。”
“万一他见到她，突然心软，开不了口，那怎么办？说不定她还会逼他结婚。”
“他不会骗我的，他不是那种人。如果他见到她就无法开口，那就证明他还是爱她，我霸着他也没有意思。”
“你要知道，一个人不在你身边，也就是不在你掌握之内。”
“又有什么是在我们掌握之内？”我苦笑。
晚上，文治的长途电话打来了。
“我到了旧金山。”他告诉我。
“她知道你来了吗？”
“我一会儿打电话给她，明天就会过去。我后天会乘搭国泰二一六班机回来。”
“我来接你。”
“嗯。”
我愉快地挂断电话，我以为，两天之后，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
世事却总是阴差阳错。第二天，我从傍晚新闻报导中看到了旧金山大地震的消息。
黎克特制六点九级大地震，持续了十五秒，奥克兰桥公路整条塌下来，死亡枕借，全市瘫痪。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发生？难道我和文治这辈子注定了只能够擦身而过？
良湄的电话打来了，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新闻？”
“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彷徨地问她。
“我找哥哥想办法。”
良湄挂线之后，我拨电话到文治住的酒店，电话无论如何也接不通。
如果他能平安回来，我宁愿把他让给曹雪莉。我愿意用一辈子的孤单来换取他的生命。那幸福饼里的签语不是说我永远不会悲伤吗？
“哥哥没有曹雪莉在那边的电话地址，他会找几间大报馆，看看她在哪一间报馆工作，另外，他已经找了驻旧金山的记者想办法。”良湄打电话来说。
方维志终于找到了曹雪莉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她没有上班，报馆的人没有她的消息。
我不能亲自打电话给曹雪莉，万一她接电话，我用什么身分打给她？我只能叫良湄打给她。
“电话无论如何也接不通。”良湄说，“这几天全城交通瘫痪，通讯设备也瘫痪了，看来不会那么快有消息，另外——”她欲言又止。
“什么事？”
“那位记者会追查死伤者名单。”
我忍不住呜咽。为什么我要跟他重逢？如果我们没有重逢，他不会离开。
“只是循例这样做。”良湄安慰我。
“我知道。”
“要我过来陪你吗？”
“不，我没事，我等他电话好了。”
“那好吧，我会再尝试打电话到曹雪莉家里。”
剩下我，一个人在斗室里，孤单地等一个不知道是否还在世上的男人打电话来。
我没有跟他说再见，从来没有，为什么竟会再见不到他？我不甘心。
一天一夜，一点消息也没有。
他承诺会带一袋玻璃珠回来给我的。他是一个守言诺的男人，我知道。
我悲哀地蜷缩在床上，再看一遍我们儿时偶遇的那张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我们不过欢聚片刻，我犹记得他肩膊上的余温。一场地震，就可以把我们二十多年的缘份毁掉吗？
电话的铃声忽然响起，我连忙拿起话筒。
“蜻蜓，是我。”
是文治的声音。
“你在哪里？”我问他，“担心死我了。”
“在旧金山，我没事。”
他的声音很沉重。
“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
“雪莉和她家人的房子在地震中塌下来，她爸爸给压死了，她双脚受了伤，现在医院里。”
“伤势严重吗？”
“她双脚打了石膏，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
“哦，是这样。”
他沉默，我已经大概想到有什么事情。
“对不起，她很伤心，我开不了口——”他说。
“不用说了，我明白。”
我突然觉得很荒谬，他差一点就是我的；一场地震，断裂了我们的爱情，却造就了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倾城之恋。难道我和他这一辈子注定不能一起吗？命运在开我们的玩笑。
但是，他平安了，我还能要求些什么？我不是许诺愿意把他让给她吗？我不是承诺用一辈子的孤单换取他的生命吗？我只能够沉痛地遵守诺言。
“你好好照顾她吧。”我说。
他沉默。
我抱着话筒，祈求他说一句思念我的话，却只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我多么害怕从此再听不到他的声音，现在听到了，却不是我想听的。
“长途电话费很贵啊。”我终于打破那可怕的死寂。与其听他再说一遍对不起，不如由我来了断。
“嗯。”他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
“别这样，不是你的错。”我倒过来安慰他。
“挂线啦。”我说。
“再见。”他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强忍着泪说。
电视新闻播出地震后旧金山的面貌，整个市面，一片颓垣败瓦，也埋没了我的爱情。
几天后，我收到从纽约寄来的信，卡拉·西蒙回复说欢迎我和她一起工作，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起程，她替我办工作证。信末，她写着这几句：
“旧金山的大地震很恐怖，你没亲人在那边吧？”
是的，我连唯一的亲人都没有了。
到领事馆办理签证手续的那天中午，我和良湄吃午饭。
“你真的要去纽约？”
“都已经办了工作证，何况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一直想去纽约。”
“如果旧金山没有地震，你才不会去。”
“可是我没能力阻止地震发生啊。”
“哥哥说，徐文治这几天就会回来。”
“我过几天就要走了，房子都已经退租。”
“我开始觉得他这个人有点婆妈——”
“这也许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吧。这种男人，当你青春不再，身体衰败的时候，他也不会离开你。”
“那杨弘念呢，他留在威尼斯之后，一直没有回来吗？”
“我没有他的消息。”
“他很爱你呢——”
“我知道。”
“为什么你不选择他？他是你第一个男人。”
“他变得太快了，他今天很爱你，但你不知道他明天还是否一样爱你。别的女人也许喜欢这种男人，但我是个没安全感的女人。生活已经够飘泊了，不想爱得那么飘泊。”
“这次去纽约，要去多久？”
“不知道，也许两三年吧。”
“为什么多么决断的男人，一旦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就立刻变得犹豫不决呢？”
“也许正因为他是好男人，才会犹豫不决吧。”
“那你就不该离开，谁等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如果要等到最后才得到一个男人，那又有什么意思？我宁愿做失败者，虽然我也和杨弘念一样，讨厌失败。”我苦笑，“房子退了，但有些东西我不会带过去，可以放在你那里吗？”
“当然可以。”
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一次，我会离开很久。我不可以忍受等待一个男人抉择。爱情不是一条选择题。
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起。
“我回来了。”
是文治的声音。
“我就在附近，可以出来见面吗？”
“二十分钟后，在楼下等吧。”我说。
我舍不得拒绝他，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
他骑着机车来找我。
我跨上车，什么也没说，一股脑儿地抱着他的腰，脸紧贴着他的背脊。
微风细雨，他在路上飞驰，他从没试过开车开得这么快，也许，在那飞跃的速度之中，他方可以自时间中抽离；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忘记痛苦，忘记现实，忘记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放不下。我紧紧地抓着他，沉醉在那凄绝的飞驰之中。
终于，他把车停下来了，即使多么不愿意，我们还是回到现实，自流曳的光阴中抽身而出。
“过两天我要去纽约了。”我告诉他，“卡拉·西蒙答应让我当她的助手。”
他沉默无声。
“你为什么不恭喜我？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凄然说。
“对不起，我不能令你留下来。”他黯然说。
“我本来就是个不安定的人。”我安慰他。
“这是我的错——”
“不。你知道旧金山大地震时，我在想些什么吗？我愿意用一切换取你的平安，我要守诺言。况且，你不是那种可以伤害两个女人的男人。”
“你是不是一定要走？”
“你听过有一种虫叫蓑衣虫吗？蓑衣虫一辈子都生活在用树叶制成的蓑衣之中，足不出户，肚子饿了就旋转着吃树叶。到了交配期，也只是从蓑衣里伸出头及胸部，等雄蛾来，在蓑衣里交配，然后老死在农夫的蓑衣里。我不想做这一种虫。”
“你说讨厌别离，却总是要别离——”
他难过地凝视着我。
“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如果天天跟你一起，日后也许会把你忘掉，这是别离的好处。在回忆里，每个人都年轻，一切都是好的。”我哀哀地告诉他。
他用力地抱着我，我把下巴微微地搁在他的肩膊上。
“你知道吗？我觉得能够把下巴这样搁在你的肩膊上是很幸福的。”
他把脸贴着我的脸。
“如果能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想成为你哪一部分吗？”
他摇头。
“我想成为你的双眼，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我会更明白你所做的事。”我望着他说。
他使劲地抱着我，不肯放手。
“这样下去，我会死的。”我喘着气说。
他终于轻轻地放手。
“你记得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袋湖水绿色的玻璃珠来。
我还以为他已经忘了。
“地震之后，还能买到玻璃珠吗？”我愕然。
“我答应过你的。”
我把玻璃珠放在手上，十二颗湖水绿色的玻璃珠里，原来藏着十二面不同国家的国旗。
“希望将来你设计的衣服能卖到这十二个国家。”
“谢谢你。”
他沮丧地望着我。
我跨上车，跟他说：“我想再坐一次你开的车。”
他开动引擎，我从后面紧紧地抓着他，流着泪，再一次沉醉在那无声的、凄怆的飞跃之中，忘了我们即将不会再见。
终于，是分手的时候了。
我跳下车，抹干泪水，在昏黄的街灯下，抱着他送给我的玻璃珠。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用这些玻璃珠制造一件晚装。”我凄然说。
“那一定会很漂亮。”
“我来送机好吗？”
“不是说不要再见吗？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这样令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他难过地说。
“没用的是我。”我掩着脸，不让自己哭。泪，却不听话地流下来。
“我回去啦！”我转身跑进大厦里，把他留在微风中。
离开香港前的一天，我约了良湄再去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吗？”她问我。
“不，我只是想来占卜一下将来。”
那盘幸福饼送来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块饼。饼里的签语是：
“说得太对了。”良湄说。
我闭上眼睛，抽了一块。
“签语是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是：
是的，只有一个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带着在威尼斯买我和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一个人到了纽约。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纽约和香港一样，是个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周末晚上可以和他们共度。
卡拉跟杨弘念不同，杨弘念是个极端任性的人，卡拉却是个很有纪律的设计师。她上午刚刚跟丈夫办完离婚手续，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回来之后，她只是淡淡的说：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后可以专心工作——”
卡拉是很爱她丈夫的，他也是时装设计师，两个人一起熬出头来，她名声渐噪，远远拋离了他，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关于成名，女人付的代价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说。
是的，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个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纽约半年，我没有到过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关于香港的一切，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忘记文治。每天晚上，我看着放在玻璃碗里的、他送给我的十二颗有国旗的玻璃珠，这是我在冰冷的异乡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里，我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你好吗？
时光流逝，我愈想忘记他，印象却愈清晰。他有很多缺点，他犹豫不决，他没勇气，他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当我如许孤单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可是，因为他离我那么远，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忘记，只有思念抹不去。
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看谁来了？”
杨弘念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在威尼斯分手以后，已经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还是老样子。
“很久不见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日刚刚到，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称赞我。
“当然，她是我教出来的。”杨弘念还是一贯的骄傲。
“你会在纽约留多久？”我问他。
“几天吧。你住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
“那里很不错。”
“我住的房子已经很旧了。你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顿饭？”
“今天晚上好吗？”
“今天晚上？没问题。”
“到你家里，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吗？”
“好的。”
晚上八点钟，杨弘念来了，手上拿着一束红玫瑰。
“给你的。”
“你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谢谢。”我把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喝点什么？”
“随便吧。”
“你可不是什么都肯喝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谢谢。”他笑说。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真没想到会在纽约见到你——”
“是卡拉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特地来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还以为他是路经此地。
“没什么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补充说。
“谢谢你，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头的相架，相架里镶着我儿时在公园打秋千的那张照片。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嗯。”
“我从没见过——”
他完全没有察觉照片里有一个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谁又会注意到呢？
“冷吗？”我问他。我听见他打了一个喷嚏。
“不——”
“纽约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说。
我脚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给我的那一双羊毛袜。
“这种羊毛袜，你是不是有很多双？”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这双袜。”
“不，我只有这一双——”
“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只是这一双袜穿在脚上特别温暖。”
我把晚餐端出来：“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
“她的设计，看来很简洁，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看着不怎么样，穿在身上却是一流的。”
“你还没有学到。”他生气地说。
我不太明白，我自问已经很用心向卡拉学习。
“你要学的，是她的一双手。”
“双手？”
“她可以不画图样、不裁纸版，就凭十只指头，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铺在模特儿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装。”
“是吗？”我愕然，我从没见过卡拉这样做。
“她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
“很厉害！”我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是你的一双手。”他捉着我双手说，“要信双手的感觉。你要亲手摸过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学不到这一点，跟着卡拉多少年也没有用，她没教你吗？”
我摇头：“谁会像你那样，什么都教给我？”
我忽尔明白，他那样无私地什么都教给我，是因为他真的爱我。
“谢谢你。”我由衷地对他说。
“你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作品。”我关心他。
“我的灵感愈来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脸，情深地望着我。
“不要这样——”我垂下头。
他沮丧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离开。
“谢谢你的晚饭。”
“你要去哪里？”
“到处逛逛。”
“要不要我陪你去——”
“算是尊师重道吗？”他冷笑。
我没回答他。
“再见。”他说罢径自离开。
他走了，我静静地看着自己双手，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当他捉着我双手时，我没有爱的感觉，也许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少得无法从掌心传到身体每一部分。他拥有一切应该被一个女人爱着的条件，可是，却遇上了我。是他的无奈，还是我的无奈？
他走了之后，没有再回来。
一天，我从工作室回到家里，发现门外放着一个精致的藤篮，篮子里有五只复活蛋，还放满了一双双羊毛袜，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格子的。篮里有一张卡，卡上写着：
那是杨弘念的字迹，是用他那支PANTEL 1.8CM笔写的。
他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经常穿著那一双袜。
我把篮子拿进屋里，他还在纽约，不是说好要走的吗？
以为他会出现，他偏偏没有。到了夏天，还见不到他。他总是不辞而别。
九月中，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收到良湄的信之后两天，杨弘念突然出现。
那天晚上，他拿着一束红玫瑰来找我。
“你去了哪里？”我问他。
“一直在纽约。”
“你在纽约干什么？”
“我就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
“什么？”我吓了一跳。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等车，从不知道他就住在旁边。
“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我喜欢可以每天看见你在巴士站等车。”他深情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哀哀地问他。
“我也不知道。你的花瓶放在哪里？我替你把花插好。”
我把一个玻璃花瓶拿给他。
他在花瓶注了水，抓起一撮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
“你干什么？”我问他。
他把玻璃珠放在花瓶里，说：“这样比较好看，你干嘛这么紧张？”
“没什么。”
“有没有喝的？我很口渴。”
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你一直为我预备这个吗？”他乍惊还喜的问我。
“不，只是我也爱上了这种口味——”我淡淡的说。
他显然有点儿失望。
他把那一瓶玫瑰插得很好看，放在饭桌上。
“我从来不知道你会插花。”我说。
“还有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是的，譬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爱上红玫瑰？以你的个性，你不会喜欢红玫瑰，玫瑰毕竟是一种太普通的花，而且是红玫瑰。”
“你知道玫瑰为什么是红色的吗？”
“难道是用血染红的吗？”我打趣地说。
“是用夜莺的血染红的。”
“夜莺的血？”
“波斯有一则传说，每当玫瑰花开时，夜莺就开始歌唱，对它倾诉爱意，直至力竭声嘶，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随即倒落于玫瑰树枝下。
“当夜莺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为花之女王时，它非常高兴，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飞了过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时，玫瑰的刺刚好刺中它的胸口，鲜红的血将花瓣染成红色。
“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当夜莺彻夜啼叫，就是红玫瑰花开的时候。”他痴痴地望着我。
“夜莺太笨了。”我说。
“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吧，明知会流得一身血，还是挺起胸膛拍翼飞过去。”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无法明白，他为什么甘心情愿化作那可怜的夜莺。
他轻轻地摩挲我的脸，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别这样，有刺的。”
“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欢这样抚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里有没有我。”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别哭。”他抱着我。
为什么会是他？
为什么总是他？
难道他才是我厮守终生的人？在时间的洪流里，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光阴里，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
在寂寞的纽约，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绝这多情的夜莺。
杨弘念仍旧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矶有一丬以自己名字为名的时装店，每星期他要飞去洛杉矶一次。每个星期，我们要分开两至三天，这样最好，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思念他。
他没有再送我红玫瑰，也许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莺。男人就是这样，得到了，又忘记了如何得到。
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独个儿在屋里，有人按门铃。
我以为是杨弘念过来找我，站在门外的却是文治。他拿着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没见了，竟然好象昨天才分手。
“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的。”他微笑说。
“你刚下机吗？”
他点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我让他进来。
“你为什么会来纽约？”
他傻呼呼的欲言又止。
“你就住在这里？”他环顾我的房子。
“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么？”
“谢谢。你习惯纽约的生活吗？”
“我很容易适应一个新地方。”
“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诉我。
我愕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才跟她分手？为什么不早一点？
“是谁提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关心这一点。
“是她提出的。”
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来找我。
“她爱上了别人吗？”我问他。
“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伤，也许这种打击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过旧金山探望她一次，我们每个星期都有通电话，大家愈来愈像朋友，也愈来愈发现我们不可能走在一起。
“那天，在电话里，她告诉我，那次地震的时候，她知道我为什么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当时她很伤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离开她——”
“看来她还是爱你的——”
“你会和我回去香港吗？”他突然问我。
“你来就是说这句话？”
他茫然地望着我。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我等了你这么久，你现在才出现，你不觉得太迟吗？”
“是不是情况不一样了？”他难堪地问我。
“你以为我永远在等你吗？你以为你是谁？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来等你？我在这里一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为什么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轮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私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对不起，我认为先把我和她之间的事解决了，对你比较公平，否则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我气得骂他：“你不是男人来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脚踏两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骂他，他是一个好男人，他不想欺骗任何人，我却恨他不骗我。他早就不该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他该把我骗上床，然后才告诉我。
他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千里而来，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怀里，跟他回去，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的埋怨。
“你说得对，我不是个男人，我也没权要求你无止境地等我。”他难过地说。
我咬着唇：“是的，你没权这样浪费一个女人的青春。”
“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语调跟我说。
“如果时钟倒转来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说。
他站在那里，红了眼眶，说：
“对不起，我没法令时钟可以倒转来行走，是我没用。”
“我也不可以。”我凄然说。
“希望你幸福——”他伤心地说。
“谢谢你。”
“再见——”
“珍重。”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拿着行李，孤单地走在街上。四处张灯结彩，他是特意来和我共度圣诞的吧？他准备了最好的圣诞礼物给我，可是这份礼物来得太迟了。
为什么光阴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个月出现，我就可以跟他回去。
我不能这样对杨弘念，我不能那样无情地对待一个爱我的人。我害怕将来我所爱的人，也会这样对我。
他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
杨弘念抬了一株圣诞树回来。
“这是你在纽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吧？”他问我。
“不，是第二个。”我说，“不过却是第一个家里有圣诞树的圣诞节。”
我用一块银色的布把整株圣诞树罩着。
“你干什么？”他问我。
“这样看来比较漂亮。”我任性地说。
“你没什么吧？”杨弘念温柔地抱着我。
“没什么。”
“你有没有想念香港？”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我忽然有点想念那个地方。要不要回去？”
“不。”我坚决地说。
远处传来圣诞的音乐。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泪水。
“你在哭吗？”
“音乐很动人。”我撒了一个谎。
文治不一定能够立刻买到机票回去香港，说不定他还在机场，孤单地等下一班机。
两天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良湄。
“不告诉你，只是想你惊喜一下，文治也是，我们希望你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她说。
我太久没写信给她了，没告诉她，杨弘念又回到我身边。
“那怎么办？”良湄问我。
“他有找你吗？”
“他还没回来呀，在电视上看不到他。”
“不可能的，他两天前已经走了。”
“那么，他也许躲在家里吧。”
一天之后，杨弘念要去洛杉矶，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场。
在巴士上，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从来不送我机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说。
在机场送别了杨弘念，我到处去找文治，他不可能还留在纽约的。即使他在机场，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场。
虽然那样渺茫，我却努力地寻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
我立刻飞奔到登机闸口，一个人在后面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兴奋地回头，站在我跟前的，却是杨弘念。我给他吓了一跳。
“你在这里找谁？”他阴沈地问我。
“你不是已经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条问题堵截他的问题。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
“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我改搭下一班机。”
“哦，是吗？”我失神地说。
“你在找人吗？”
我再无法避开他的问题。他刚才一定看到了我回头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以为轻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说。
“机场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吗？”我问他。
“不，下一班机一小时后就出发，我要进去了。”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经起飞了，我只好独自回家。
两天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徐文治回来了，我在新闻报告里看到他，样子很憔悴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仔说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场里，大概是惩罚自己吧。”
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开的。为什么生命总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
晚上，杨弘念从洛杉矶打电话回来给我。他从来不会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尤其工作的时候。按时打电话给女朋友，从来不是他的习惯。
“什么事？”我问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
“我当然在家里。”
“那没事了。”
“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奇怪。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
自从文治来过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
几天之后，他从洛杉矶回来，一踏进门口，就抱着我不肯放手，问我：
“你有没有挂念我？”
我该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没有挂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个差劲的吻来堵塞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