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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对日寇最后一战

红色大本营·延安 文辉抗 4344 2018-03-14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把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终于渡过了难关。 根据地军民响应中央的号召,进行艰苦抗战,成为民族的脊梁。“模范的沁源”就是无数可歌可泣的敌后抗战模范典型之一。 位居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在围困指挥部的指挥下,以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对沁源县城及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展开了群众性的长期围困战,大量消耗日伪军,迫使其两易部队,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围困在城西的山头上,于1945年4月才在1000余名敌军的接应下撤退。 毛泽东时刻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中国抗战的影响。

1941年6月22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狂叫:“巴巴罗萨计划实现,整个世界将为之失色。” 出动190个师,500余万人,3700辆坦克,5000架飞机,47000门以上的大炮,气势汹汹地扑向苏联。毛泽东意识到中国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1942年8月,希特勒指挥的德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留下30万具尸首后,又集中100万精锐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指挥苏军进行艰苦的保卫战。 正当这次战役激战正酣时,毛泽东即已敏锐地预见到这次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10月12日,他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指出: “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胜利。这种决定性,是关系整个世界战争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果然以消灭150万德军,德军总司令鲍卢斯留在苏军战俘营里而告终。 这给毛泽东很大的鼓舞,对战争的进程作了时间估量。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他指示陈、饶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 6月1日,他又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各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困难,开始恢复和再发展。而这一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国位列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强国之一,这打击了日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可能招致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毛泽东把握时机,迅速把战略相持转化为我军的战略反攻。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反攻。 为准备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练兵要着重提高战斗技术,同时要加强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五大项的学习。 不仅如此,毛泽东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家乡湖南及其以南的地区。在抗战中,我军长期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区作战,而江南一直被蒋介石视为老巢,抗战胜利后,这里将肯定成为国民党的天下,必须另辟新根据地。毛泽东经过思虑,决定派部队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与广东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以便形成由华北到广东东江连接成南北的长蛇阵,筑堤挡水,先是主要对付日寇,日寇消灭后,武装制止内战,对付蒋介石。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率领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南下的区域和组织机构。 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在宝塔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顶着凛冽的寒风检阅了部队。 毛泽东给即将远征的将士讲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9日,南下支队肩负着党的重托,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方。 3月下旬,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已进入湖南,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湘鄂赣边开辟敌后根据地。 安的三五九旅领导干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接见时的合影,右七毛泽东,右五王震这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这些地区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时蒋介石“自卫”不住而丢给日本人的,而当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领导湖南人民准备反攻日寇时,蒋介石却出来“自卫”了。 4月初,蒋介石命薛岳、王陵基集中四个正规军,加上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共6万兵力,企图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外侮未除,内战又起,整个4月,湘北硝烟滚滚。 5月4日,毛泽东电示王震:“顽军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

5月16日,七大主席团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增派尚在延安的三五九旅后梯队为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延安警备旅一部为第三支队,由张启龙、刘转连和雷经天、文年生分别率领,经湘鄂边待机去湘粤桂边,在南方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扩大华南的新局面。为此成立了湘粤赣军政委员和中共湖南省委。 重庆谈判时,为了顺应人民的和平愿望,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共产党让出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八省,南下支队北返,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 为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争取人民的解放,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共歼敌57万余人,收复县城24座,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万。新四军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3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40余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被打败。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5月,毛泽东及时发出了“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循此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加紧对敌占点线的包围,打通各解放区的联系,以取得作战的主动地位,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零时10分,早已集结在中苏边境的80个师157万红军向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 为加速日寇的灭亡,8月6日、9日,山姆大叔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瞬间把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 而国民党主力仍在远离战场的大西南,处在抗战最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就肩负起了中国战场的反攻重任。

8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8月9日午夜零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降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械,即应予以坚决的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为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华北的八路军、华中的八路军和华南的各抗日游击队,向所在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一股强劲的狂飙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席卷神州。 敌后战场的大反攻,给日伪政权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700余人,缴获步枪243000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解放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同蒲、胶济、陇海、广九和正太等铁路线,把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变成孤城。共收复国土315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800多万,使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对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中国敌后战场的大反攻,宛如三支利剑直插日本帝国的咽喉。 日本焦头烂额之下,裕仁天皇含泪作出“终战圣断”,于8月15日发布《致忠良臣民书》,宣告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华夏,整个中国大地沸腾了。 在延安,尽管此时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南京举行,下设15个受降区,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一个,蒋介石反而下令“八路军原地驻扎待命”,想独吞胜利果实的阴影已经出现,但胜利雪耻的喜悦压倒了一切。 8月15日上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奔走相告,万众沸腾,欢呼声震撼山川,大街小巷,屋前窑外,红旗飘扬。 晚上,更是个狂欢之夜。不论党政军民,也不论男女老幼,纷纷涌向街头。城郊各地举行了火炬游行,延安的乐队、秧歌队全部出动,延安城内外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口号声震山河,此起彼伏。卖瓜果的小贩们欢喜得把桃呀梨呀送给过路的人,还有的抛向空中,边抛边喊:“不要钱的胜利果呀,请大家尽情吃吧!” 这一夜,延安的灯火通宵未熄,街上全是欢乐的人海。 四老之一的谢觉哉激动异常,即兴赋诗一首: 八月十五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 尸伏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遗子孙,嘉岭山头看月光。 重庆、昆明、台北等地也在狂欢,世界各地的华人普天同庆。 《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并进行了分析: “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的艰辛,在今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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