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一代著名的华侨领袖，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的教育家。抗战爆发后，在新加坡领导组织了“南侨总会”，领导各地华侨募捐，他的所作所为成为广大华侨的光辉榜样。
1939年，蒋介石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歪曲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的真相，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纷纷要求南侨总会派团回国考察。
年近70的陈先生对此事极其关注，尽管体弱多病，作为南侨总会主席，决定亲率慰问团回国考察。
到达重庆后，陈先生开诚布公地阐明此行之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并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到达，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先生的讲话令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于是在慰问团面前施出“吹”、“拍”、“骗”三诀。一方面，大吹大擂“蒋委员长是领导抗战的伟大领袖”，国民党是如何“精诚团结”、“团结抗日”的；另一方面，则诬蔑延安方面“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游而不击”、“破坏统一”。
在国民党心中，陈先生是一位“财神爷”，在南洋具有一呼百应的威望。于是，他们对待慰劳团，又捧又拉，关怀备至，专门准备了8万元的招待费，想以此赢得陈先生的好感，并阻止他的延安之行。
虽经国民党多方阻挠，但陈先生访问延安的决心未改，于5月31日他终于抵达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开始，陈先生对延安方面进行的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以团结求团结。
对于陈先生不明真相的批评，毛泽东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解。一方面他如实地在陈先生面前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一方面他耐心地向陈先生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制造了多次反共摩擦，其目的是想扫除共产党，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进攻应给以适当的还击，以维护进步势力和各抗日党派的存在。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遭摧残，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
谈起两党间摩擦不断，朱德气愤地对陈先生说：
“这都是那些不良分子搞的鬼。他们制造摩擦，反而归罪于我们。从军备上说，三年来政府没给八路军一支枪，一颗炮弹。从1939年开始，连子弹也不发一粒了。从作战方面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抵抗了与国民党正规部队几乎相等的敌人，作战十分英勇。”
“就拿山西为例，山西前年遭到日寇进攻，阎锡山的军队顶不住，向重庆要求撤退，企图西渡黄河到陕西，被白副总长驳回。白副总长说：‘你们前面有三万共产军，他们处在第一线的能坚持，你们防守在后面的十万大军为什么反而要撤？’命令阎锡山死守，这样才顶住了日寇的长驱直入。可见，当时如果没有我军在第一线英勇奋战，阎的十万大军早就跑掉了。……”
听了毛泽东、朱德的话，陈先生沉思良久，默默不语，仿佛从毛泽东的耐心解释和朱德的直言直语中读懂了什么，但许多事情他还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国民党经常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恶魔”，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不但资本家没有生存的余地，而且男女混杂，人伦不讲”。陈先生原先对此半信半疑，亲眼目睹几件事情后，他的这种疑惑消除了。
几位华侨女生拜访陈先生，向他汇报学校及抗日的情况。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陈先生想到两个女孩要摸黑走十多里路回校，便问她们要不要派人送一送，竟没想到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先生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看到朱总在篮球场上和学生们你争我夺，玩得热火朝天时，陈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我是难以相信的。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钦佩。”
看到边区民族工商业得到鼓励发展时，看到部队自种粮食、蔬菜时，陈先生也改变了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为人正直、尊重事实的陈先生，仅仅经过八天的访问，就使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延安方面由最初的怀疑而转为了同情和信任。
考察回去以后，陈嘉庚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把延安与重庆作了对比，发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国民党方面则派人监视他的行动，并用高官厚禄引诱他，想以此堵住他的嘴，但陈先生坚持实事求是，走到哪里就把亲身经历延安的情况宣传到哪里。1942年，国民党当局除去了他的参政员身份，派特务追随并想谋害他。陈先生无奈，只好在爪哇隐姓埋名达10年之久。
国民党的做法不但没有使陈先生改变自己的态度，反而使他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陈先生后来长期从事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爱国行为成为广大华侨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