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毛泽东出迎红军大队
红军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团远赴湘南，边界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面对湘、赣两敌共计11个团的“会剿”，边界特委决定由袁文才率领红三十二团防守宁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在永新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与敌周旋。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敌人是来势汹汹，意欲以永新为基地，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边界军民则巧妙周旋，以四面游击的方式，日夜袭扰敌人，使敌寝食难安，寸步难行。
为了迎敌，毛泽东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并分别成立了毛泽覃为书记、陈毅安为指挥的东路行委；宛希先为书记、伍中豪为指挥的北路行委；何挺颖为书记、朱云卿为指挥的中路行委。永新县委则动员了万余名革命群众，配合各路红军行动。
结果是，11个团的敌正规军竟被红三十一团及万余当地革命群众围困在永新县城及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
这是一次成功的困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成功的指挥，创造了红军游击战争史的一个奇迹。
关于这次困敌，杨克敏在后来的一份《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我们所占的优势是：一、地势熟谙；二、敌情较明；三、以逸待劳；四、历次败敌，敌畏我威；五、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把军队分散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六、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反是，地势又不熟，我们的情形他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都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十余日至二十日之久，敌终无奈于我。”
永新困敌虽然成功，但毕竟不能根本改变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特别是红军大队在湘南失败之后，敌人摸清了根据地内我军的实力，遂于8月上旬毫无顾忌地向根据地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红三十一团转入山区游击。敌人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等地。
不久，赣敌忽然发生内讧，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和退守永新县城，敌人的第一次“会剿”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兵败湘南的消息传回井冈山。
当时，毛泽东正在永新西乡靠茶陵县境的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
会议原本是为了总结永新困敌经验，研究应敌对策。不想在会议进行中，湖南省委的代表袁德生来到了九陂，这是他在不长的时间内第三次上井冈山。
袁德生带来了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一封指示信，信中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四军应很迅速地毫不犹豫地取得萍（乡）、安（源），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主张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这封指示信十分气愤。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当时的不满：“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曾反问袁德生：“既然省委认为湖南的局势异常高涨，那么，请问：长沙的工人运动怎样？斗争怎样？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白军士兵工作怎样？有哗变的吗？商人有罢市的表示吗？”
袁德生无言以对。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如果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将边界仅有的两个团派往湘东，根据地将不复存在。因此，大家都对湖南省委的武断指示表示不满。
就在会议为部队是否去湘东而左右为难时，一个给红军大队做挑夫的农民回到九陂，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红军大队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会议再次改变议题，讨论红军大队失败后的行动方针，袁德生也不便再提往湘东的事。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由毛泽东亲率红三十一团三营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红三十一团一营、特务连则会同红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救兵如救火，毛泽东率领三营很快就出发前往湘南。那位挑夫说是红二十八团已退回到湖南桂东一带，因此，毛泽东率部朝桂东方向迎去。
南方的8月，骄阳似火，心急如焚的红军指战员，顾不得酷暑难耐，顾不得山路崎岖，直奔桂东。
部队进入桂东县境后，毛泽东即派人四处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联系。
几经周折，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红三十一团的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终于在桂东县城会合。
毛泽东见到杜修经，第一句话就问：“朱军长怎么样？朱军长还好吧？”
当毛泽东见到朱德、陈毅等部队领导安然无恙，红二十八团主力损失也不大时，他的脸上才有了笑意。
毛泽东紧紧拉着陈毅的手，告诉他：“这次来是同三十一团做了工作的，不讲二十八团的缺点，你可放心。打仗如下棋，下错一着棋马上就会输，取得教训就行了。”
原来，毛泽东担心红二十八团有思想包袱，不愿意回井冈山。所以在来桂东的路上，尽管行军紧张，他还是特别交代红三十一团三营的指战员：我们去迎回红军大队，要采取团结和欢迎的态度，不要讲他们的缺点。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军中领导和红二十八团的指战员，见到毛泽东亲自率领红三十一团来湘南寻找和迎接他们，本来就已经十分激动了。而毛泽东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和宽阔胸襟，以及红三十一团指战员的热情态度，更令他们感动不已。
两支部队会合的当晚，毛泽东在桂东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宛希先、龚楚、杜修经等领导人。
根据地的失守，冒进湘南的失败，红二十九团的覆灭，一系列的挫折压在与会者的心头，使会议的气氛格外沉闷。
毛泽东介绍了红军大队离开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杜修经检讨了自己在这次冒进湘南中造成军队与边界同归失败的严重错误；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也各自解剖自己，承担了应有的责任。
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根据地，并建立一个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统率红军的行动。
鉴于杜修经的错误，会议决定建议湖南省委给杜修经以处分。同时，考虑到湖南省委对湘南工作的要求，以及湘南地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特殊作用，会议还决定杜修经、龚楚两人留下，组建新的湘南特委，并指定杜修经暂任特委书记。
唐家大屋的前委扩大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解决了部队面临的一些问题，使处于困境中的红军主力有了明确的方向。
部队迅速退出湘南，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
湘敌尾追而来，红军只得边打边退，一路浴血奋战，直到进入江西崇义县境，才逐渐摆脱湘敌的追击。
外部的敌人暂时没有了威胁，而此时内部的叛徒却在红四军那受伤的躯体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
捅刀的叛徒是红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在红四军主力向井冈山回师的途中，袁崇全率领红二十八团第二营及团部机炮连、迫击炮连担任全军的前卫。
袁崇全早就有反叛之意。井冈山的艰苦生活本来就使他厌倦，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脱离革命队伍，而湘南兵败更促使他叛变步伐的加快。因而，当他受命率领前卫部队时，立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打定主意要拉着自己掌握的6个连队去投靠赣南的敌独立七师刘士毅。
怀着这一鬼胎，袁崇全率领部队不按朱德布置的宿营三江口，而是继续行进到新地圩，远远地脱离了红军大队。
袁崇全的行径引起了机炮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四连连长粟裕等一些连、排干部的怀疑，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果断地将他们掌握的4个连队拉出宿营地，星夜赶路，于翌日凌晨回到军部。
袁崇全的叛变激怒了红四军将士，纷纷主张“打回来”，干掉他！
与袁崇全同为湖南老乡的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则认为可以去“追回来”。他不待朱德决定，就率领二十八团一营往前追赶去了。
时近黄昏，王尔琢率队在思顺圩追上了袁崇全。
“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王尔琢边喊边带着警卫排冲进了村庄。
一些被胁迫的战士听出团长的声音，立即回到了王尔琢的身边。
王尔琢紧接着来到了村中的祠堂，袁崇全等几个头目聚在这里。
“袁崇全，快出来，跟我回去！”王尔琢自认与袁崇全有同乡关系，又是黄埔同学，毫无防范地朝着祠堂大喊。
突然，袁崇全手持双枪冲了出来，对着王尔琢连开数枪。
王尔琢应声倒地，当场牺牲。袁崇全则趁着混乱逃出了村，不久果然投靠了敌刘士毅部。
随后赶来的毛泽东、朱德、陈毅及红军将士，见王尔琢牺牲，无不悲痛万分，朱德更是抱着王尔琢的尸首痛哭不已。
27岁的红军指挥员王尔琢的牺牲，是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重大损失。回到宁冈后，红四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的悼门上写着“赤潮澎湃”四个大字，两旁用棉花缀贴着的一副挽联，是毛泽东亲自拟写：一哭同胞，二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农难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方始休。
而今，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圩的山林丛中，安葬着王尔琢的忠骸，在崇义县人民政府为之修建的陵墓墓碑上，篆刻着萧克将军的题字，寄托着人们对这位英年早逝的红军将领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