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上上下下议论“早春”之际，在北京却不见费孝通的身影，报刊上也不见费孝通的文章。
费孝通哪里去了呢？
如他自述：
“四月十七日离京，二十四日下乡，五月十五日回到苏州。路上和乡间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到了城里才坐下补看。在这一叠旧报里，也有不少提到我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早春天气》……”①
原来，他下乡去了！这个“乡”，便是开弦弓。他，已经二十一年没有去这个小村子。
他来到苏州，依然请求姐姐费达生陪他前往开弦弓。这时的费达生已经是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他们依然坐了一条小船，迎着春风，小船驶向小村开弦弓。那里的面貌，与二十一年前已大不相同。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开弦弓已是一派新的景象。
费孝通埋头于社会调查。二十多天的调查，得到了丰富的新的材料，他写出了三篇《重访江村》文章，寄给北京《新观察》杂志（《新观察》）刊出了其中的两篇。由于后来开始反右派，第三篇夭折了。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新观察》发表了余广彤的《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补述了费孝通重访开弦弓的情景）。
费孝通在苏州看到报上许许多多谈论“天气”的文章之后，又引出一番感想，竟写下了那篇的续篇——《〈早春〉前后》，费孝通很详细地谈了自己写一文的经过。今天看来，这段文字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二月初从西南回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头汇报，谈我离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我提到了两个盖子的话：“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这个盖子一揭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冒起来了，表示在对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等互相监督来揭。这个盖子一揭开，揭出来的是知识分子列政治的积极性，他们会改变过去对国家大事不大关心的那种消极情绪。但是，我接着说，第一个盖子开得还不够敞，许多领导同志不大热心。第二个盖子似乎还没有揭，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我是主张揭盖子的，因为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开了比冲开为妙。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员会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我这个汇报希望比较全面地来估计一下当前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个会上我用了“春寒”两字。但一经讨论，我感觉到“春寒”两字用得还是不妥当，因为这样说，没有把知识分子冒出来的积极性托出来。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个寒字，未免走拍。于是想到“早春”两字。“早”是个正面的字眼，和过去黄昏思想对得上，刚好道出了这个转机。
有人从我这篇文章里感到寒意，认为是吹冷风，其实细细看去，我在这个温度问题上是用过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还寒”一语，后来一想，这句词，基本上是寒，暖是虚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写成“乍暖乍寒”一语，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当时，我嘴上也屡次念到“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句子，念来念去总是觉得还是用不上。
后来有人说，暖寒是同一天气的不同感受，于是牵出感受者的体质问题，一若寒暖的感觉可以当温度表来测验进步和落后的程度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得这样深，推论也没有这样说。我想到的只是那两个盖子“盖住”和“揭开”的矛盾。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已用惯了的“收”“放”问题，“收”“放”用到“天气”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间，“收、放”“盖、揭”“寒、暖”确是插得进两个“乍”字的。不说别的，就是我这一文就“收、放”了好几次。
民盟的两次会鼓励我为知识分子说说话，所以决定写这篇。二月中，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好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二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原来这位朋友听到了一个传达文艺方针的报告，说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小说，赞成陈其通的短论，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过一天，又遇见了一个杂志社的记者，谈起了另外一个正在外地采访的朋友。他说：“寄回来的文章，口径不对，暴露太多。现在不准这样写了，必须考虑后果，百家争鸣出了问题了。”我因为手上就有这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所以特别关心。追问他：“谁说的！”回答是：“传达下来的。”
虽然这阵冷风是没有根据的，是阵空谷来风，但却吹冻了我的。
有几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励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将法。我夹在寒暖之间，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结果是又从头改了一遍，在这种心情下改写实际上是磨角。有人说我写得过分含蓄，不懂诗词的人，还是少装作假斯文的好。我听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送出去了。那天因为外宾来参观，要我接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道。从修正稿送出，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原因说是被政协会发言挤后了。不管怎样，当这篇收收和放放的出世，早春确是已过了时了。
有些朋友为我惋惜，说早一个月发表多及时，天气变了，不是马后炮了么？又有些为我告幸，说早一个月泄露了春光，怕担待不了，说不定会被围剿一阵。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又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费孝通自云：“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不仅勾画出他的心态，也勾画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正是基于这种心态，他不断地对一文进行“磨角”，不断“收收放放”。他自知，这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不过，当费孝通写《〈早春〉前后》时，这篇谈论中国政治气候的文章还没有“出问题”，但已有了预兆。上上下下对的议论，已经提出了许多颇为尖锐的问题。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天气说对了没有？”
有人对此提出了使费孝通神经紧张的反诘：“知识分子解放时就已经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还是早春天气，前几年是什么天气呢？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么？这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绩么？”
由“早春”推及了“冬天”，再把“冬天”加以引伸，这“问题”也就显得严重了。
第二个问题是，百花开不了，怨“天呢，还是草木？”
持反对意见的人，如此质问费孝通：“自从解放以来，天气一直是明朗的，温暖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早已确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贯彻了的。明朗的天气，花不开出来，自然是草木有问题，腐朽了，蛀蚀了。自己不成器，还要怨天！”
第三个问题是，早春是在转暖，花开是不是有保证呢？
这个问题转向了“花木”本身。有人以为，费孝通在中提及的“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是“重业务，轻政治”。
看来，这一系列“问题”，正是表明是一篇“可能会出问题的文章”！
费孝通的《〈早春〉前后》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香港的国民党报纸《香港时报》发表了胡希的文章，题为《天气、文章与共产党的面孔——费孝通写和《〈早春〉前后》的经过。
胡希的文章，自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评论中国大陆政局，使一文变得更加“麻烦”：
“……实际上，他（引者注：指费孝通）在《〈早春〉前后》中揭露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闷，他们写文章必须看风使舵，根据共党的脸色落笔，写成后不敢骤然发表，必须再看看‘最近的气候变化’，而共党的‘气候’是经常吹无定向风，因此写文章必须一改再改……”
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春天（这个春天后来被称为“不平常的春天”）费孝通的一文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上上下下谈“天气”，方方面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