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便曾以《不平常的春天》为题，发表社论。一开头，就这么写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来说，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正当费孝通写出一文，在那里“收收放放”的时候，在北京百万庄，夜深人静之际，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正挥笔疾书。
此人脸型，如同一个正方形下面装了一个正三角形，一副近视眼镜在那正方形之中增加了两个圆圈。他的大名印在每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上——傅雷。虽说当年留学法国学的美术史，但精熟的法语和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却使他在回国后走上法国文学翻译之路。他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福乐德、梅里美的一系列名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流畅的文笔，使他在中国翻译界颇享盛誉。
傅雷精心于翻译，人所共知；他又精心于另一番“宏业”，在当时却鲜为人知——他倾注了他全部的父爱，兢兢业业培养他的儿子成材。他的长子叫傅聪。在傅雷精心培养之下，成了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在一九五五年举行首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同时还获得“玛祖卡”（“玛祖卡”是波兰民间舞曲）最佳奖。这是中国音乐家头一回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傅聪也因此获得了留学波兰的机会。
儿子远在万里之外，傅雷家书频频，把爱子之心倾注于笔端，依然在精心培养。
他通常深居简出。上海江苏路一幢三层英式花园洋房的底层是他的家。坐在宽大的写字桌旁，不时转动着桌边的字典架子（这是他自己设计的），翻译一本又一本法国文学名着，这是他每日的“功课”。
此刻，他却忽地出差北京。这次与他一起坐火车前来北京的，差不多都是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内中有《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上海市副市长、着名民主人士金仲华，京剧大师周信芳，电影艺术家吴永刚、石挥，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上海《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上海《解放日报》总编杨永直，《辞海》主编、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舒新城，着名翻译家、教授周煦良。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群专家、教授、学者、总编之中，还有一位年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此人长着小圆脸、金鱼眼，名唤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担任干事。
到了北京之后，这些人便忙于开会，傅雷待会散人去之际，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时，才得空给远方的儿子傅聪写信：
“亲爱的孩子，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开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又作总结，宣布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招各小组招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为‘百家争鸣’不开展，教条主义顽固，故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话，立即由中宣部电召全国各省委宣传文教领导及党内外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的代表人士来北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我们党外人士（引者注：傅雷最初曾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退出，成为无党派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大家收获很大，我预备在下一封信内细谈。”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所说的“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那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又作了许多删节和补充，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曾对一九五七年以及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在信中提及，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至六时五十分，“毛主席又亲自来讲过一次话”。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的记录，又经过整理，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名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文亦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这个平时埋头书斋、无党无派的翻译家忽地来到首都北京，忽地得以出席中共全国宣传会议，忽地得以亲耳聆听最高领袖的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虽然其中的一次是听录音），陷于久久的兴奋之中。知遇之感，使他对中共倍觉亲切，对毛泽东倍觉伟大。他在大会套座谈会、座谈会套小会的繁忙时刻，挤出时间整理毛泽东的讲话，写成“传达报告”，寄给远方的爱子。
傅雷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北京写给傅聪的信中，倾吐了他当时的真实的激动心情：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好后再寄。在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是硬撑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常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还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通了的人。”
傅雷如此盛赞毛泽东，完全出于他的内心。他是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写这番话，用不着口是心非，用不着逢场作戏。他，确确实实被毛泽东的两次演讲征服了。
傅雷，只是许许多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傅雷在家书中露出的真诚悦服的声音，代表着他的朋辈们的心声。
也正是因为受到毛泽东两次讲话的鼓舞，费孝通才终于把捏在手中的一文送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