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那样高层次的鸣放会之外，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在中国大陆举行着。上上下下，一片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
章乃器说话了。
章乃器身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只三次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他当时很忙，因为他是粮食部部长，如他自述：
“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业务上——计算粮食、油脂的社会平衡，准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在部内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了适当放宽北京周围粮食统销指标和改进食油特殊供应的办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大民主’的可能发生。”①
正因为忙，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上，只作了一次简单的发言。
五月三十一日，大鸣大放的热度越来越高，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就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系列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这一发言，对于全国的影响，不亚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
章乃器此人，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名震全国：这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救国会的七位领袖，人称“七君子”。全国掀起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使“七君子”终于获释。从此，章乃器的“君子”形象，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章乃器是浙江青田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和罗隆基同龄。他原名章挺①
章乃器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由校长周季伦介绍，入银行当练习生。他从练习生逐级提拔到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
章乃器关注着中国政治。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抨击蒋介石。此后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三年，章乃器参加救国会。如他所言：“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②
这样，章乃器也就兼企业家、政治家于一身。
他成为“七君子”之一以后，名声大振。他成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三八年，他在安徽任财政厅厅长，竟换取统一税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
他日益不满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也就日益接近中共。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秘密派遣中共党员陈钧，会见章乃器。陈钧转达了中共的建议，请章乃器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织工商界的政治团体。
于是章乃器和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组建了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一起，成为中共的战友，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章乃器自嘲为“宣言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种种宣言差不多都出自他的笔下。
一九四八年，章乃器抛下了自己在香港创办的企业，应中共之邀，前来东北。他在那里听见到处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听罢，建议加一个“新”字。因为中国早在有共产党之前，就已存在。
一九四九年初，章乃器来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会见章乃器时，很客气地对他说：
“你的意见是很好的，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修改了。”
那时的毛泽东，连这样一条对于一首歌的意见，都很注意听取，改正。从此，那首歌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此后，他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不久，章乃器关于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性质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有人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则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可以称之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章乃器这话，是从刘少奇的关于“红色资本家”的说法加以延伸。
这话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章乃器这样谈及：
“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①
其实，章乃器的原意，说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而毛泽东说成了“红色资产阶级”。
后来，当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又旧话重提，却称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毛泽东说：
“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改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②
在大鸣大放中，章乃器虽然忙于粮食部的工作，但是也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讲话或文章。
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及不要神化毛泽东：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这段完全正确的话，后来被套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
章乃器曾在五月十四的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以党代政”：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
章乃器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
章乃器的比喻妥切而形象，后来却被说成“反党”。
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仍然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他的这一发言，后来被摘要刊登在六月二日的《人民日报》。
章乃器说：
“如果社会主义企业加上官僚主义，那它的效率就将比资本主义企业低。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我们应该吸取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
章乃器还说：
“为什么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经营反而不如过去的现代化私营企业呢？这是因为资本家为了图利，善于选用人才，并且对人才的培养、提拔，还要尽量表示公平，不这样他就很难和别人竞争。而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却不能做到这点。”
章乃器对于国营企业的这些批评，正是今日改革开放中力求克服的国有企业的弊病，而在当年却被说成“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对定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定息的性质是剥削，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因为照剥削字面讲，被剥削者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我们又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当前的矛盾，并不具有对抗性，这就说不通了。我认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心平气和。”他还说，“二千元的杆子，也有重新考虑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个数字太小了，很难划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资产阶级；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资产阶级。”
章乃器这样论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即一是剥削阶级，一是不剥削和反剥削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能消灭，不能改造；而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剥削不是与生俱来的。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大家正在向人类的共同本性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