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何香凝之前，根据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的指示，一颗又一颗信号弹在中国报刊上出现。
这是因为指示中以为前些日子“正面言论太少”，《人民日报》也就立即贯彻，加强了“正面言论”的报导。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出现醒目的标题：
《陆定一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勉励青年团员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立场》
这一报导中有这样一段话：
“陆定一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他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陆定一所说的“风浪”是什么？
政治神经敏感的人，就可以从陆定一的话中得出启示。
紧接着，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自北京发出一条电讯，全国各报差不多都登载了：
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透露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信息。
众多的“右派”都未曾注意毛泽东的这番话，就连储安平这样的“老报人”也都忽视了，以为那只是对青年团员们说的罢了。
倒是远在上海的一位“青年作家”，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嗅出了这是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的信号。
他便是姚文元。
前文已经提及，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谈到三位文学青年，即王蒙、李希凡和姚文元。
姚文元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因为毛泽东读了姚文元十天前——二月六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杂文《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
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篇杂文，向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打听姚文元是何许人也。
那时，柯庆施刚从南京调上海工作不久，不知姚文元是何等人物。问了他的政治秘书，这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张春桥担任《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多年，当然对姚文元的底细十分清楚。
毛泽东在二月十六日这样谈论姚文元：
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毛泽东如此夸奖姚文元，理所当然受到柯庆施的青睐。此后不久，姚文元居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赴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三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了三位青年作家，谈到了姚文元：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都学了会慢慢学进去，像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这一回不是听传达，姚文元是当面听见毛泽东夸他，自然是受到了极大为鼓舞。
此后，姚文元就更加注意毛泽东的言论，揣摩中国的政治风向。
姚文元不仅非常敏锐地注意到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毛泽东的讲话的电讯，而且还注意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对这条消息的不同处理。
为此，姚文元写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发表于六月十日的《文汇报》。姚文元写道：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新闻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于是，姚文元得出了结论：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曰：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姚文元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大大地把姚文元褒奖了一番，这是后话。
可惜，中国的“右派”们的政治敏感度，远远不如“左派”姚文元。他们依然沉醉于大鸣大放……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发出“讯号弹”，发表了这样的报导：《彭德怀元帅在军械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说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站稳立场》
报导说：
“彭德怀元帅要求代表们在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则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出这样的警告：
“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日报》刊登从五月二十三日起，陆续发表陆定一、毛泽东、彭德怀、何香凝、柯庆施的这些“正面言论”，意味着离“大反击”已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