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那最繁忙的时刻，在频频向全党发布反右派指示的时刻，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海的《文汇报》。
毛泽东早就不满于上海《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所以，在那特殊的年月，毛泽东几乎天天要看《文汇报》。
在这里，要披露一桩小插曲。
在毛泽东对于右派的总攻击令即将下达的前夜，《文汇报》已敏感地察觉形势可能有变，于是在那“多事之日”——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发表了笪移今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以粉饰门面。
笪移今的文章指出，知识分子要认识党有伟大的气魄。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是大公无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党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从团结人民出发所产生的后果。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
为此，笪移今以为，知识分子们在帮助党整风中，应该做到：
一是“要学习整风文件”；
二是“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
三是“要明辨是非”；
四是“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
五是“要从帮助整风来改造自己”；
六是“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
翌日，毛泽东就看了笪移今的文章。果然，毛泽东很赞赏此文，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段批示：
应当说，毛泽东对此文的评价是颇高的。
也就在毛泽东写下这一批示的时候——六月七日，笪移今在上海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笪移今是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由于他六月六日在《文汇报》发表了那篇文章，又由于他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作了一番类似于那篇文章的发言，当即在会上受到某些教师的抨击。
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报导，笪移今那天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党在整风，邀请党外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来整风，这正说明了党的大公无私，说明了党很重视群众的意见。”笪移今接着要求教师们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帮助复旦大学党委整风。
《人民日报》的报导说，笪移今的发言，被一些教师所打断。他们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还有人骂他“无聊”、“无耻”……
既然毛泽东对笪移今的文章作了“转载在显着地位”的批示，而笪移今又在座谈会上受到攻击，《人民日报》理所当然迅速在显着地位予以转载。
奇怪的是，《人民日报》竟然没有予以转载！
这看来令人不可思议。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已经着手把反击的目标对准《文汇报》。既然《文汇报》是“资产阶级方向”，那么《人民日报》转载笪移今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岂不是在支持和肯定《文汇报》吗？
就在这时——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文汇报》第三版上读到了一篇批评《文汇报》的文章，立即批示《人民日报》在六月十四日加以转载。
这篇文章，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毛泽东又一次精心地选择了突破口，借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批评《文汇报》的文章作为“由头”，发起对《文汇报》的反击。
更为巧妙的是，姚文元的文章中还批评了《光明日报》。毛泽东借助姚文元的文章，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同时发起对《光明日报》的反击。
在当时，《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中国两家党外大报。毛泽东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由头”，一下子把这两家党外大报置于密集的火力网之中，而这两家报纸又恰恰是“右派”们的基地。
这一回，毛泽东不仅仅是让《人民日报》转载一下姚文元的文章就罢了，而是亲自动手写了一篇署“《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的重要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同时在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所写的，就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自打响反右派战斗以来，毛泽东首次公开发表的批驳右派的文章。
舒湮是剧作家、电影戏剧评论家。他原名冒效庸。在一九五七年，他在极为偶然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所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手稿，见到正在写作这一文章时的毛泽东。
舒湮曾这样回忆：
一九五七年夏季，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在中南海又见到了毛泽东。事情是从我父亲冒广生（鹤亭）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引起的……
六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车来接我父亲。我是奉命陪同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去见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车子在静夜飞速驶向府右街，穿越怀仁堂，北折进入中南海甲区，一瞬间于游泳池畔戛然而止。从甬道转入，只见一顶硕大的帐篷覆盖池边，一张办公桌和一方八仙桌，几把藤椅，一个小铁床，一只帆布软榻，这就是毛主席夏令临时办公和休憩的处所。警卫员先行入内通报。毛泽东立刻自餐桌旁迈步伸出手来说：“冒先生，欢迎你！”……
毛泽东看见了我父亲发表的有关整风文章，于是话题便从这里开始。
“老先生讲得好啊！”他的神采奕奕。“你讲，如果说共产党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我父亲自称行年八十又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吧？
毛泽东不住颔首倾听。
“我对主席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
领袖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宣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我觉得在这种场合毋庸置喙，便移坐餐桌右首，偶一转眸，无意中望见邻座同志正在手握一束文稿，纸上密密麻麻的毛泽东批改的墨迹，但见露出标题：《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心头一怔，忙不迭转脸眺望一箭之遥的游泳池，此刻清澈见底，水不扬波。谁知太液池下的风浪正在汹涌激荡，而我还木然……①
舒湮还回忆道：
我父亲起立告别。毛泽东握着我父亲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
毛泽东一定要送我父亲。他指着一泓碧波说：“我每天就在这里游泳。”他走了一程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父亲略一思索，继续说：“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虮虱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我父亲引证佛典，意在说明整风当在党内进行，其败坏党风的亦在作风不正的党员，非他人所能败坏之。
他侧身向我，没听清楚两个字，是否指的那种寄生于人体和动物身上白色的小虫子？说时，他用姆指捻着食指形容着。
我立即回答：“主席，正是的。”
“讲得好呀！”他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右手搭着胸口说：“我一定牢记在心上。”
九旬老人冒广生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月，他就被“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队伍中去了！毛泽东除了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之外，还为新华社亲笔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
（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由于这篇《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是毛泽东反击右派的重要战略部署，故全文照录于下：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导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毛泽东此文由于是以新华社电讯发出，所以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外，全国各报纸都予转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二十四岁的姚文元，也就因此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新星。可以说，那篇《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
由于毛泽东把反击的矛头指向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于是，人们开始对这两张党外报纸进行“搜索”，细细审视着在那大鸣大放中所放出来的种种右派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