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不过十来天，中国的政治形势大变。
从反击“右派”最初揭露的情况来看，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全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成员。在各民主党派之中，中国民主同盟的问题最为严重。用史良的话来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已处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步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的问题也不少。经过十来天的揭发，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已在报上频频曝光，定为“右派”已是无疑的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则集中火力猛轰章乃器……
鉴于各民主党派都揭出一批“右派”，于是，自六月十八日起，各民主党派纷纷决定开展整风——原本是中共请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如今则是民主党派在中共帮助下开展自身的整风。
民主党派进行整风，实际上也就是民主党派中的左派批判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在民主党派中开展“反右派运动”。
这时，毛泽东除了改定、发表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指导“反右派运动”，而且还两次审看、改定胡乔木起草的《人民日报》重要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篇社论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发表。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枝笔”。胡乔木把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称之为“不平常的春天”。
由于那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信号弹”的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曾引发全国上下谈论天气。胡乔木在《不平常的春天》中，也谈起了天气：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胡乔木抨击了“右派分子”们：
对于他们说来，“大鸣大放”也好，“帮助整风”也好，这原不过是一种触媒，一种由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看这篇社论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
毛泽东的这段话，启发人们在“反右派”时，把“右派”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
毛泽东在审发了胡乔木的文章之后，又为转载郭沫若的文章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此篇”，指的是六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所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
郭沫若，那时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之一。他的政治身份非常特殊：此前，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参加着名的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脱党，所以成为民主人士；此后，他又于一九五八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和罗隆基一起，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离开北京，前往斯里兰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郭沫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他于六月二十二日和罗隆基一起回到北京。
行魂甫定，郭沫若便接见《光明日报》记者，对于“反右派运动”发表谈话。
毛泽东立即注意到郭沫若的谈话。经毛泽东批示，《人民日报》于六月二十九日转载了郭沫若的谈话，把标题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郭沫若是诗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说道：
“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
郭沫若的谈话中，着重谈了“言者无罪”为什么会变成“言者有罪”的问题：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显然，这样非常敏感的问题，郭沫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作这样的答复，要比毛泽东出面答复，要方便得多。
郭沫若所说的“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在逻辑上是极为混乱的：
首先，凭借什么区分“无罪者”和“有罪者”？也就是说，罪与非罪的界线是什么？
其次，郭沫若把“言者无罪”圈定在“无罪者”的范围，而实际上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亦即以“言有罪”定下“言者有罪”，定下言者是“有罪的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