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和陈铭枢、龙云一样，原本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
黄绍竑又名黄绍雄，一八九五年生于广西容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黄绍竑曾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三个省的省主席：广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
黄绍竑是军人，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绍竑也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监察院副院长。
一九四九年一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四月，黄绍竑随团前往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双方拟定的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破裂。黄绍竑前往香港，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
此后，他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成为中共的战友。
此后，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在一九五七年，黄绍竑也成了“极右分子”，“大右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曾这样批判过黄绍竑：
我平日和黄绍竑接触，察其言，观其行，也深深感觉到他在开国以来，特别是在肃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是心怀不满，别有用心，专门找岔，替党和政府抹黑脸，看不到他还有什么天良和爱国之心，完全不像是人民中国的一个公民，更不像是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态度。
现在大量事实更足以证明：黄绍竑是一个有纲领、有计划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头子。他的纲领，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是“造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妄图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诬蔑我国“无法可依”，对反革命分子镇压过多过火了，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他诬蔑“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这是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把我们各方面工作描写成一团漆黑，妄图抹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纲领，实质上，是要使反动政权复辟的。①
李济深还指出：
在解放前，人人都认为黄绍竑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政治阴谋家，是一个残酷的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解放后，党和人民不究既往，给他很大的信任和很高的政治地位，他却自始至终拒不接受改造，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施展着他的阴谋惯技，处处同党和人民为敌。当然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在这里，也可以说明他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头子，是有他的历史思想根源的。②
曾经共事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张治中将军，以自身的经历批判黄绍竑：
我相信，在座许多从旧政权过来的同志都会和我有同样的体会，就是到新社会来之初，把新旧社会新旧事物对比之后，就完全痛恨过去，厌恶过去，因而就完全认识现在：我们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的所有一切措施，无不感到心悦诚服，感到欢欣鼓舞。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是一个比较负了责任的人，在过去尤其从抗战末期以后，心里实在非常苦闷，天天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就是这样坏下去怎么得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后，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伟大，看到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看到新中国蓬蓬勃勃蒸蒸日上的景象，我认为国家有了办法了，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一定能够把全国人民领导到富强康乐繁荣幸福的道路上去，于是精神上得到了完全解放，苦恼烦闷为之一扫而空。这些年来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伟大成就，无论国家制度、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国际地位，那一样不是使我们衷心佩服交口称赞的！黄绍竑闭眼不看事实，站在旁边说怪话，歪曲挑剔，吹毛求疵，到底是什么居心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解放后国家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很简单，一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一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黄绍竑看不到这些，反而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当然在广大人民的铁掌下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很自然的了！①
陈此生对黄绍竑的右派言行，进行了概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一、反对党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并诬蔑这是造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原因，这实际上就是诋毁共产党领导，不能再居领导的地位。
二、捏造农民生活困苦，诬蔑农民要造反。实际上是搜罗一些还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的反动意见，强加在农民身上，挑拨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借以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
三、反对民族自治政策，破坏国内民族间的团结。开始讨论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时，黄绍竑根本就反对成立这个自治区，后来经过省政协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的讨论，绝大多数同意建立了，黄绍竑又顽固地反对党和群众认为比较有利的实现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方案，捏造广西的汉族人民多数不同意，其实只是黄绍竑之流极少数人不同意罢了。黄绍竑的用心是破坏民族间团结合作，以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四、诬蔑党的统战政策为利用党外人士，利用完了就把党外人士踢开，妄图挑拨党与非党的关系，破坏党外人士对党信赖。
五、夸大缺点，抹煞成绩，以为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①
第二部分是“反对社会主义法制”：
一、诬蔑我国“无法可依”。其实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黄绍竑之流的右派分子无视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律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政府已颁布了四千多种法律，属于刑法、民法的有二百八十种。属于经济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八种。为什么黄绍竑抹煞这些事实呢？因为在黄绍竑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六法全书才是法律，我们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律不算是法律的。他的意图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的六法。
二、攻击司法工作干部。
三、攻击司法工作制度。
四、攻击司法部门的工作。
五、攻击劳改政策和劳改工作，其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人民司法的性质，使它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司法。
第三部分是“反对肃反运动”：
一、反对肃反走群众路线。
二、捏造肃反偏差很多，极力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其目的就是要保护反革命残余，作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力量。
陈此生指出：
十分明显，右派分子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有一套纲领的。他的纲领的第一条是从各方面破坏共产党的威信，要党退出领导地位；第二条是从各方面挑拨人民内部的关系，使革命力量（亦即是拥护党的力量）分裂；第三条是推翻人民的法制，恢复资产阶级的法制，好让黄绍竑之流的右派分子重新骑在人民头上，恣意剥削和奴役人民；第四条是庇护反革命分子，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①
在批判黄绍竑时，照例“翻老账”。黄绍竑那些历史“劣迹”，不断被揭载于《人民日报》。内中特别是姜卿云所揭发的黄绍竑反共罪行：
我要作证的，黄绍竑是杀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的主犯。
刘英同志当时在温州、平阳一带浙闽边区做抗日工作，由于他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他是一个爱国抗日志士，因此，黄绍竑以及那时的浙江特务机关，下令要逮捕他。逮捕刘英同志的是特务刘怡生、陈家璧；还有黄绍竑的两个亲信：一个是平阳伪县长张绍舞，另一个是温州专员张宝琛。他们把刘英同志关在永康方岩的山洞里，关押的地点，与黄绍竑公馆相隔只有几步路。特务们逮捕刘英同志之后，刘怡生等曾经向黄绍竑报案。黄绍竑一听逮捕住刘英了，当时还有点不敢相信，他对特务刘怡生说：“刘英有真有假，右手抬不起的才是真刘英。”刘怡生回答：“是右手抬不起来的。”这下黄绍竑放心了，他说：“那是真的了。”于是在浙江省府会上拨了一笔奖金奖给特务们。在浙江伪省政府撤离方岩的前夕，刘英同志殉难了。黄绍竑就是杀害刘英同志的主犯。①
黄绍竑确实曾是国民党的反共将领。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被蒋介石所重用，才会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然而，他后来毕竟公开声明背叛蒋介石，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倘若真的要“翻老账”，也应翻一翻黄绍竑“弃蒋投共”这一笔“账”。片面地只翻反共“老账”，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心寒——因为他们也像黄绍竑一样，经历了从反共到拥共的曲折过程…
在一片谴责声中，黄绍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检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黄绍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黄绍竑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判大会上又作检讨。
黄绍竑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对种种批判表示“感谢”：
经过各位同志屡次的揭发和批判我的反动言行，使我能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和罪行。我非常感谢！
现在我向大会作交代，我首先承认我未解放前的一切罪行，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做了二十多年的官僚军阀，做了很多获罪人民的罪恶，解放后蒙党和人民的宽大，使我能够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我应该如何痛改前非为人民服务，我应该如何感谢党和人民。但我得意忘形地忘记了过去的罪恶，重新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优厚美意……
从一九五七年之后，黄绍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
在“文革”大幕刚刚揭开之际，一九六六年九月，黄绍竑在郁闷之中死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