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运动”中，在民主党派之中，“端”出来的“右派”以民盟最多，民革次之，而“老三”该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了。
中国农工民主党遭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席章伯钧带来的。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称，“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句话使中国民主同盟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罗皆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时也使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点，因为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就在《人民日报》七月一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后，七月二日新华社就在北京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这一电讯提醒人们，请注意中国农工民主党！
为什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动向可疑”呢？
新华社的电讯说，这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对章伯钧的斗争“软弱无力”，“态度暖昧”。
电讯特别指出，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没有把他们跟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
新华社的电讯，等于点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重点是黄琪翔和李伯球
黄琪翔其实也是国民党将领，只是他没有加入民革，而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黄琪翔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北伐中因功勋卓着而升任第四军军长。
此后，黄琪翔曾率部尾追过中共南昌起义部队，又和张发奎一起镇压过中共的广州起义。
此后，他在一九三三年又参加了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反蒋事变。
黄琪翔既反共又反蒋。一九三五年，他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自任总书记。
在抗日战争中，他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八年，他曾力劝蒋介石停止反共内战，未能被蒋介石所接受。
此后，他秘密赴香港，转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他出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长。
在新华社发出电讯《农工党中央动向可疑》之后，黄琪翔受到注意，受到批判。
黄琪翔不得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请求人民的宽恕》的发言，着重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
以民主同盟为活动中心的章罗联盟，在农工民主党内是得到我的支持的。整风期间，我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所组织的所谓座谈会，到处起点火作用，造成了共产党威信上重大的损失。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露以后，他要做假检讨，我又盲目地帮助了他。我在章伯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无可置辩的。
我和章伯钧过去多年相识，解放以后，共事也已足有八年。章伯钧的政客野心家面目，凡是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都早已觉察到了。八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章伯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冒头，而且有很多阴谋活动，我竟然丝毫没有感觉，这是对人民事业完全不负责的态度，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章伯钧的罪行被揭发以后，我迟疑观望，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和章伯钧有不少共同之点。我经常自负，以赤胆忠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一接触实际，则一切都变成假象：人家骂共产党我无动于衷；人家说社会主义缺乏民主我也无动于衷；人家说苏联不好我默认；人家说资本主义好我暗中同情。一切一切，说明我对共产党没有真正的感情。对社会主义也没有真正的热爱。我经不住事实的考验。①
黄琪翔接着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①
黄琪翔先生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在万般苦闷之中病逝于北京。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出了所谓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于是，由此追查这一“集团”在该党中央机构及各地的骨干，一追就追出一大堆，株连了许多人：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
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在科学教育、工程技术、农林水利、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妇女六个方面，邀集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二十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①
在追查中，又在北京农工民主党市委查出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
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胜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先后于七月上半月和八月上旬揭发了另外的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这两个小集团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张云川的指使之下，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献策奔忙，摇旗呐喊的。这两个右派小集团被先后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的阵线更分明了一些。②
紧接着，各省、市农工民主党揭发出“章、黄、李右派集团”的代理人：
浙江——右派分子李士豪（农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林业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蔡一鸣（农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交通厅副厅长），在整风运动期间，除了在杭州到处点火外，还派干部到湖州、嘉兴去召开座谈会，煽动反党。
陕西——右派分子韩兆鹗（农工中央委员、西安市筹委主委、陕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煽动知识分子发表反动言论。
江苏——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在整风运动一开始便同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
上海——右派分子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委员、宣传处处长），早在去年八月间即煽动上海国画界同政府对立，整风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机宜”，接二连三地到处点火放毒。
天津——右派分子杨济时（农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吴孟晖（农工天津市委组织处副处长）在章、黄、李和钟岱的亲自指使下，进行反动活动。
武汉——右派分子欧阳平（农工武汉市委副主任、武汉长江航管局副局长），乘“大鸣大放”的机会，四出派人到中小学校点火，煽动文教界反对政府。
福建——右派分子李述中（农工福建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黄震（农工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农学院教授）。右派分子李述中、黄震在布置基层点火时，曾坚决表示要推翻人民政权。李述中说：“这次如果搞不成，我就逃到香港去”。黄震也说：“共产党会上山，我们就不会上山吗？”
长沙——右派分子徐君虎（农工长沙市委委员、组织处处长）。
广东——右派分子云应霖（农工广东省委副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
广西——右派分子黄现瑶（农工广西省委委员、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等，竟乘整风的机会，阴谋煽动知识分子、资本家等起来推翻政府，制造匈牙利事件。
安徽——右派分子李湘若（农工合肥市委主委）、金白描（农工蚌埠市筹委负责人）、吴建东（农工合肥市委委员、秘书处处长）曾同章伯钧的反动言论一再唱和。
四川——右派分子郭仲衡（农工四川省委副主委、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劳动局副局长）、张明泛（农工四川省委秘书处处长、成都市委委员）、姜煊（农工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等，在章伯钧的怂恿下结成了另一个右派小集团，经常贩卖章伯钧的反动言论，打击进步分子和农工民主党内的共产党员。①
这还仅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反右派运动”“初见成效”呢！随着运动的深入，更多的人遭到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