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另一位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同学之谊的，是王造时。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也点了王造时的名。
陈仁炳、彭文应被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批判。王造时则无党无派，属无党派人士。
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比起陈仁炳、彭文应来，王造时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因为王造时是当年的“七君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怒，史称“七君子事件”。
邹韬奋先生曾在他的《经历》一书中，这样描写过当时的王造时：
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时见面，比认识乃器的时候迟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来看我的情形，却有些和乃器的相类。那时他正在光华大学做文学院院长，为着要替他的《自由言论》半月刊办理登记的问题，特到生活周刊来和我商量。后来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开大会的时候，才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没有机会碰着，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地步，他虽有病，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起来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组织救国会，先要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邹韬奋对王造时的品德，非常赞赏。他写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评价：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
邹韬奋称王造时为“王博士”，是因为王造时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一九二五年赴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留学，一九二九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作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站在左翼知识分子的阵营之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王造时是中共的盟友，他甚至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他在一九三三年加入宋庆龄、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五年任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
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友谊颇深。他在其《自述》中，曾有一段颇有兴味的描写：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王造时和罗隆基一起在上海福州路杏花楼出席田汉五十寿辰聚餐会。散席时，罗隆基和王造时一起走出大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往哪里走？王造时说，向右走，就会走到黄浦江中去；中间向前，走到马路中心，会被汽车压死；还是向左转，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罗隆基一听王造时这番关于“左、中、右”别有风趣的话，会心地笑了……
虽说王造时“向左转”，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还是被打成“极右派”。只要翻一翻当时的上海报纸，一行行大字标题触目惊心：
六月十七日，《上海法学界反驳王造时》；
六月十八日，《上海法学界人士列举事实，揭露王造时的居心不良》；
六月二十三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上海高校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徐仲年等遭到迎头痛击陷于孤立》；
六月二十六日，《质问王造时》；
六月二十七日，《王造时代表谁的利益？》；
六月二十九日，《复旦师生警告右派分子要王造时等认真检查老实交代》；
七月四日，《复旦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王造时假检讨当场被揭穿》，《看王造时现形记》；
七月九日，《工人的血养肥了王造时》；
……
其实，王造时的所谓“右派”言论，是对中共的既善意又深刻的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①
面对着猛烈的批判，王造时争辩着，反驳着。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便这样报导王造时在复旦大学批判会上的发言：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运动过程中，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难于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在向党提意见，想帮助党改进我认为不满的地方。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然而，在那“左”星高照的年月，王造时的辩解，被淹没在“大批判”的洪流之中。
笔者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三度采访了王造时夫人郑毓秀。
她出示一大叠王造时的“检讨书”手稿，令我非常震惊。据告，王造时在写“检讨书”时，夹了一张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些底稿是在“文革”后退还“抄家物资”时交到郑毓秀手中的，但是已经佚散甚多。
这些残存的“检讨书”，我按时间顺序，编成了以下很不完整的目录。从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出，“王博士”已成了一位“检讨博士”。有的“检讨书”甚至长达万字，以至足以出一本《王造时博士检讨文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第二次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文化俱乐部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上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恳切申请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的忏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忏悔我的罪行》；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学习〈实践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学习〈矛盾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总结（六班二组王造时）》；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思想汇报——对党的感情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思想汇报——关于三件事》；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两年来的自我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思想汇报——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思想汇报——鼓足干劲，加紧改造，争取不戴右派帽子过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来的思想小结》；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社会主义学院鉴定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摘帽后的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摘掉右派帽子以来的思想小结》
……
王造时不幸连着不幸。家庭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一起煎熬着他：
他的原配夫人朱秀芳于一九五六年病逝；
长子王钧陶，自一九四六年起患精神病；
次子王钧枢，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自一九五六年起患精神病，一九六九年初去世；
长女王海若，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共，一九五零年被劝退党，一九五五年开除公职，一九五九年去世；
次女王海容，因兄姐都命运坎坷，所以她最受王造时宠爱。不料，一九五七年正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她，因父亲王造时成了复旦大学的“大右派”，同情父亲的她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她于一九七三年去世。
王造时被打成“极右派”之后，送往上海市郊颛桥，一边劳动，一边“反省”。在颛桥，王造时陷入极度的痛楚之中，因为上海精神病院恰好在颛桥，而他的两个儿子正在那里住院！他不时前往探视，每一回都唉声叹气而归。打成“右派”后，王造时降级降薪，而两个儿子住院，那医药费对他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在上海的“右派”之中，王造时是态度“最好”的。他不断地写“检讨”，为的是早一点摘掉帽子，早一点摆脱经济窘境……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王造时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
他在颛桥“学习”时，结识了“右派同学”李康年。李康年因提出“定息二十年”而被打成“右派”。李康年非常同情王造时的遭遇。李康年把自己的外甥女郑毓秀介绍给王造时。这样，王造时在一九六一年和郑毓秀结婚，从此总算有了温暖的家。
王造时刚刚喘了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痛苦的深渊。作为“摘帽右派”，理所当然成为“文革”的第一批冲击目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时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并被隔离审查。此后整整四十二个昼夜，王造时被轮番批斗。十一月二日，他甚至被关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时惨死于冤狱之中，终年六十八岁。
郑毓秀用颤抖的手，打开一只包袱给笔者看：
里面的一双棉袜，打了四五个补丁，是王造时狱中遗物；
一把断了把的塑料匙上接着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时在狱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只旧搪瓷缸里残留着血迹，是王造时临终咯血所留下来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因一九五七年之祸，如此悲惨离世，令人怆然涕下……
王造时自称“高楼病客”，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写了一首词，道出心迹，现录于下：
谁念高楼病客，辗转呻吟，独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风狂雨骤，把杨柳摧折。夜沉沉，万家灯火明灭，更那堪今夕正是断肠时节。嗟往事难忘，中枕尽湿。恨人间，欢少苦多。旧怨未去，新愁又织。百般心情，自别后，向谁诉说。风流人物阻，怅望有如千山万水隔。但愿艰危历尽，东风带来消息。待从头，重收拾，相携手，报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