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一开始，就提及刘绍棠在一九五七年是“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的反党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五十年代初，刘绍棠便以“神童作家”而闻名全国。和王蒙一样，刘绍棠是早熟的文学奇才：
刘绍棠在一九三六年出生于河北通县儒林村。
十三岁时刘绍棠就进入“儒林”——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第一篇作品。
一九五三年发生奇迹——在这位十七岁的高中生的语文课本里，那课文竟是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一九五二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之后，很快就被收入了高中语文课本。
也就在这一年，刘绍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就在这一年，刘绍棠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
毁随誉至。一九五七年，二十一岁的刘绍棠在“大风大浪”中沉没！
据笔者“扫描”一九五七年的报刊，内中光是令人尊敬的文学大师茅盾先生所写的批判刘绍棠的文章，就达四篇之多！
这四篇是：
《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中国青年》一九五七年第九期；
《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文艺学习》第九期；
《我们要把刘绍棠当作一面镜子》，《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
另一位文学大师老舍先生所写的《勖勉青年作家》，也不指名批判了刘绍棠。
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周扬在那篇“宏文”《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中，批判刘绍棠的篇幅，仅次于丁玲！
刘绍棠曾这样回忆周扬最初对他评语“不知天高地厚”的来历：
“不知天高地厚”，是五十年代周扬对我的评语。
那时，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周扬是代表党主管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文艺界令人十分敬畏。我的放肆，给他留下不良印象。
十八岁那年，一次座谈会前，周扬招手叫我走过去，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通县的。他便问我读过李卓吾的着作没有。
明末大学者李卓吾，晚年流寓通州，遭谗被捕，狱中自杀，埋葬在通州北关外。我知道李卓吾其人其事，但并未读过他的着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便据实相告。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着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陡地变脸，声严色厉喝道。
周扬是周瑜的后代，也是美男子。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的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其实，不光是周扬称刘绍棠“不知天高地厚”，茅盾也是这么说：
在《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文中，我说过：“刘绍棠的反党经过，正如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有其基本类似之处。”这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对党闹独立，觉得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觉得党干涉了他们的自由，这样当然发展到反党）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篇文章写得早一点，现在看了更多的揭发刘绍棠的材料，我觉得刘绍棠还多一个特点，就是：无知（生活经验、文艺知识、一般文化知识都是很贫乏的）而又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对他说是合适的。①
茅盾称刘绍棠“堕落”了。茅盾写道：
刘绍棠一方面无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这种不老实，不踏实的作风，都不是一个青年作者所应有的。一个青年犯了这种毛病，一定要毁灭自己！开这样的批判会，是指出他的病根来，挽救他。
刘绍棠的堕落过程，让我们注意到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些问题。②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九七九年，茅盾先生在出版论文集时，还把批判刘绍棠的两篇文章收入集子。就在集子出版之后不久，刘绍棠得以“改正”。茅盾先生托人向刘绍棠表示歉意。后来，在那本集子再印时，茅盾抽掉了那两篇批判刘绍棠的文章。
刘绍棠的“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大鸣大放时，他竟敢提出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修正”！
从维熙当年也是青年作家，后来也被打成“右派”。他是这么回忆的：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①
其实，刘绍棠所谓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修正”，无非是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把他的见解，写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周年的文章中。
这下子，刘绍棠闯了大祸。因为他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中国的文艺方针，怎可进行“修改”？！
连郭沫若都对刘绍棠动怒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郭沫若在北京首都剧场批判刘绍棠时，大声呵斥刘绍棠：
“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沫若还引用民谚批判刘绍棠：“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小小的二十一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连遭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四位“重量级”的文学主帅的批判，几乎被“踏平”了！
小小的刘绍棠，也就被随意丑化。种种不实之词，朝他飞来。内中最为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刘绍棠“要为三万元而奋斗”。这个谣言，就像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样，传遍了全国。
三十二年之后，当事者从维熙的回忆，这才澄清了事实的真象：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芝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患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私生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①
这种把“芝麻”放大成“西瓜”的伎俩，害苦了刘绍棠。千千万万的读者信以为真，就连茅盾先生也两次引用刘绍棠“挎着一篮馒头”下乡的“典型事例”，对刘绍棠进行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中，也这么说：
“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偶尔下乡，要自己带伙食去，因为他吃不下乡下的饭菜了。”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其实也跟“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有点关系。刘绍棠在北京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院，这倒是事实。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决定在北京买房子。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买了一座三合院，自然在文艺界引起小小的“轰动”。这样，谣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一传出，也就有许许多多人信以为真了……
不过，刘绍棠细细开列他在那时的稿费账，买座房子确实不算什么。这是因为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远远高于现在。
那时，小说稿酬每千字分别为二十元、十八元、十五元。出书时，依照苏联方式，三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那时的书的种数不多，所以每种书的发行量也就相当大。
刘绍棠说，他的中篇小说《夏天》，十一万字，每千字十八元，印了十万册，四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七十二元，收入八千元——即便按稿费的绝对值来说，也比现在的稿费标准高得多。
刘绍棠的《瓜棚记》，印了十七万册，六个定额，稿费标准高达每千字一百零八元！
那时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房子，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一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只不过两千元！也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四座这么大的三合院！今日作家的同样字数的中篇小说的稿费，恐怕买商品房的一个平方米都不够！
小小年纪的刘绍棠，显眼地买了那么一座三合院，记者们进进出出采访，纷传刘绍棠买房子，那“为三万元而奋斗”的谣言，也就不胫而走了。
就在刘绍棠买了房子一个月后，他就被划人“右派”之列了。刘绍棠不由得怪那房子的“风水”不好。据云，三间南房，两间东厢房，一间西厢房，这样的“么二三”格局为“风水”之大忌。
从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到一九七九年“改正”，刘绍棠蒙尘二十二年。在这座老房子里，刘绍棠住了三十三年。
他不由得自嘲，应了郭沫若的话：
我的大半生的遭遇，真被郭老言中了。
从二十一岁划右到四十三岁“改正”，我回乡务农，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货真价实是个庸人。四十三岁“改正”之后，拼命干了九年，五十二岁中风病倒，但并未病故，正是“老而不死”。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是神童老矣，“饭”也不能。因为我是糖尿病患者，又因糖尿病而引发中风；必须严格控制饮食，每餐只许吃一两米面。①
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流沙河、刘绍棠之外，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作家被错划为“右派”，浪费了可贵的青春时光。内中有：
王蒙，由于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好话（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时删去），所以他的“右派”问题迟迟难定。在内部名单上，王蒙被划了“右”，又推翻了。所以我注意到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冯雪峰的报导中，在作“批判”发言的名单中，居然有王蒙。在批判刘绍棠时，作“批判”发言的也有王蒙。这表明那时他还算“正面角色”。不过，终究在劫难逃，王蒙还是划“右”，他“流放”新疆。“改正”后连连推出佳作，连连获奖。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
白桦，他和叶楠乃孪生兄弟，皆为作家。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原名陈佐华。笔者曾开玩笑地对白桦说，你叫“佑华”，大抵命中注定要成为“右派”。白桦是一位早熟而富有才华的作家。他只比我大十岁，但是我在上中学时便看了他写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白桦在“改正”后，小说、诗、电影、散文，数管齐下，成绩斐然。内中电影《苦恋》，曾震动海内外；
陆文夫，在江苏组织“探求者”文学月刊社，提出“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小说《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打成“毒草”，他被划“右”。他称“反右派运动”是“知识分子的灾难”。“改正”后连出佳作，成为江苏文坛的主帅；
高晓声，也是因“探求者”而获罪。“改正”后以擅长写农村题材而享誉中国文坛。
从维熙，划“右”后以至入狱。“改正”后，写出许多反映劳改痛苦生活的力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献给医生的玫瑰花》等等，深受读者赞誉；
张贤亮，因长诗《大风歌》划“右”。“下放”到宁夏南梁农场当农业工人。“改正”后写出《牧马人》、、等广有影响的作品；
此外，诗人邵燕祥，作家邓友梅、李国文、宗璞、阿章、耿龙祥……都是在文学之花刚刚绽放之际，在一九五七年受到霜打雪残。
我记得，在上中学时，我是站在新华书店里，看完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那“蓝皮猴”给我难忘的印象。后来，我很吃惊地从报上得知《在悬崖上》是“大毒草”，我真不知这小说怎么会有“毒”？待我步上文坛，在北京见到他，方知他只比我大九岁——在一九五七年，他不过二十六岁而已，就被打成“右”字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