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社是“反右派运动”中新闻界的“重灾户”。在《文汇报》社诸多的“右派”之中，梅朵和姚芳藻成了一对“右派夫妻”。
当年的姚芳藻，三十岁，共青团员，也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的新闻记者。她当时和梅朵都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工作。梅朵是《文汇报》编委，姚芳藻是记者。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文汇报》醒目地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社论《读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这位“本报记者”，便是姚芳藻。
姚芳藻向周扬提出了这么五个颇为敏感的问题：
一、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
二、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得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得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
三、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版评论员《电影的锣鼓》一文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
四、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
五、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
据姚芳藻告诉笔者，在当时，几乎没有记者去采访领导，所以她去采访周扬，向他提出众所关注的五个问题，一下子就成了“大新闻”，报社也就配发了社论。①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汇报》年轻的女记者姚芳藻的干劲和魄力。
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批判的浪潮很快就朝这位年轻的女记者袭来：
《文汇报》上关于电影的讨论，最初是姚芳藻出的主意。又是她和《文汇报》副总编辑唐海一起去看望钟惦棐的。所以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遭到批判，马上就牵涉到她；
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也涉及到她。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文，内中就有一大段涉及姚芳藻——五月底，陈企霞派柳溪去找姚芳藻。六月六日姚芳藻写成《作家们的窃窃私语》（未能发表），要把一九五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批判丁、陈问题公开报导。七日，姚芳藻又和浦熙修一起去访问丁玲；
就连武汉批判姚雪垠，也涉及姚芳藻。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报导，姚雪垠和“右派分子彭子冈、姚芳藻、梅朵、苏金伞等过往频繁，交流反党的‘内幕新闻’，并到处传播谣言”。
……
正因为这样，《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发表报导：
《充当文艺界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姚芳藻公然煽动党员叛党配合丁玲、钟惦棐、唐祈等分路向中央宣传部进攻》
报导称，“姚芳藻在鸣放期间，不但积极充当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马前卒，而且与文艺界其他右派分子吴祖光、钟惦棐、萧乾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姚芳藻的丈夫梅朵，向来有着“没法躲”的雅号。梅朵有着一股子韧劲，他向哪位作家约稿，非要约到手不可，所以作家们称他为“没法躲”。
这位《文汇报》的热情编辑、电影评论家，在一九五七年，却“没法躲”掉那厄运。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文汇报》发表报导：
《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向党进攻梅朵是阴险的两面派将丁陈集团黑线牵入本报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抱屈》
报导说：
本报北京办事处在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初步查明：除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罪恶反党黑线以外，最近又揭发了另一条来自文艺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线，牵线人是梅朵和姚芳藻。他们一方面把陈企霞的密友柳溪和丁陈反党集团的积极支持者艾青这两条线牵进来；另一方面又把受丁陈反党集团走卒李又然积极支持的唐祈、吕剑那一条线牵进来。同时还和《文艺报》的党内右派分子唐因、唐达成等相勾结。梅朵、姚芳藻在鸣放期间与这些文艺界的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八方串连，成为文艺界右派分子中的“红人”，而且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其总目标是进攻党的文艺领导。
这么一来，梅朵和姚芳藻夫妻双双“没法躲”，都成了“右派”。
姚芳藻毕竟年轻，没有什么历史老账可算，她被调回上海，到奉贤、宝山等郊县农村劳动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报社处理读者来信，只是不能再做记者了。她在一九六零年摘去“右派”帽子。
梅朵的遭遇比姚芳藻要惨得多，他受到“劳动教养”。先是到北京郊区清河劳动，然后调到山西劳动，甚至到阳泉煤矿挖煤……
直至“文革”结束，这对“右派夫妻”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梅朵又成了“没法躲”。他出任《文汇月刊》主编，一口气编了一百多期。一位位作家“没法躲”，为《文汇月刊》写了作品。
姚芳藻也重操旧业，依然那样敏锐而泼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