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沙文汉相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的命运更为悲惨——他竟死于“反右派斗争”！
杨思一有着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他正与沙文汉一起，在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浙江小组为了配合家里对宋云彬、李士豪的斗争，对宋、李也作了批评斗争。但当我们开始看到《浙江日报》登载宋、李的右派言行时，思想上有很大顾虑与怀疑，怀疑将宋作为右派头子、李作为右派来打击是否适当？因此犹豫动摇了几天。在这一点上，沙与我的毛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沙的怀疑心比我更大些。他怕打不准将来被动，因此曾主张批评时不要引用《浙江日报》上登的材料，关照新华社暂时不要登载宋、李的材料。后来我感觉家里斗开了，我们不配合不行，下决心斗了再说，暂不戴右派帽子就是。谭也推动了我们，这才下了决心。①
这里提到的宋云彬、李士豪，如上所述，都是浙江的“右派”的“头面人物”。“沙”，即沙文汉。后来，杨思一被划入“右”册，也与他所谓“包庇”宋云彬、李士豪有关。
杨思一在“反右派斗争”中病倒。但是，柯庆施却下命令：“不会走，抬了来”！杨思一的妻子章文君是这么回忆的：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四级干部大会召开了，党内“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这个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大会召开前半个多月，思一同志因心脏病、高血压先后发作住院。但他关心大会将开，病还没好，就匆匆出院回来参加会议。几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里，天天听取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听说柯庆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来参加，不会走，抬了来。”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会议。这时，他一直在发低烧。
杨思一的妻子章文君这样回忆杨思一之死：
终于到了那个我永远忘不了的十二月十七日晚上。那时，思一同志已经把两套劳动服装和好几本马列主义着作，连同其他衣物，装在两只大网篮里，准备带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我知道他善于也喜欢和农村的群众相处，也不怕什么艰苦，只是他的身体这样瘦弱，心灵上又受到这么大的创伤，使我十分担忧。他却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俩要暂时分开几年了。三五年后我可以上北京去，把我的问题向中央说清楚。”
这天晚上，我叫他早一点睡觉。无意中我们发现西窗外附近的小土坡上，在我们家和主要负责人之间，新设了一个岗哨。这大概是怕我们乱来。思一同志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我杨思一还不至于这样吧！”那晚，他学习到十点多才上床。
大约十二时左右，我迷迷朦朦地听到一阵“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只见思一同志整个身子直挺挺地贴着房门旁的墙壁，双脚却在原地踏步，好像要找厕所却找不到门似的。他浑身发抖，不时恶心，双手捧着脑袋，非常疼痛的样子。我连忙把他扶上厕所，又扶回床上躺下。他难受地反复低声哼着说：“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后来大约是自知情况不好，他又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听党的话……。”
医院的电话死也打不通，孩子们又都年幼帮不上忙，眼睁睁等到天明，才把他送进浙江省第一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那时，他已深度昏迷，失去知觉，话也不会说了。稍稍清醒时，只看到他痛苦地一边喘气，一边流泪。昏迷了三天，到二十日下午，思一同志终于停止了呼吸。这个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无畏，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艰苦奋斗、废寝忘食的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炮弹夺去生命，也没有被糖衣炮弹打中，却受到党内错误思想、残酷斗争的危害而含冤辞世。我为失去了革命的伴侣而极度悲痛！
除了沙文汉之外，在“反右派运动”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党内“右派”还有：
潘复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
孙作宾：青海省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孙殿才：甘肃省副省长。
欧百川：贵州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委员。
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李世农：安徽省副省长。
王汉：监察部副部长，中共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候补委员。
曾彦修：笔名严秀，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副社长。
值得提到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之中，有五千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