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
“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②
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
尽管罗隆基“死不投降”，毕竟他是“大右派”，是“头面人物”，所以他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虽然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职务，但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他没有被送往北大荒劳改，依然住在北京乃兹府那宽敞的公馆里。只是他的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按照九级的级别，他没有轿车，没有司机了。
他和浦熙修断绝了来往。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
章伯钧也被撤销了交通部部长职务，从三级降到七级。不过，按照七级的级别，他还有小轿车。章伯钧住的四合院，比罗隆基大一倍，还有个小花园。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罗隆基要好得多，但是也终日闷闷不乐。
全国政协有个联络委员会，共有二十五位联络委员。他们注意到章伯钧、罗隆基的苦闷，认为应该派一个联络委员跟他们联络。
派谁去呢？
谁都不敢去！因为当年陈新桂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
只有一人自告奋勇，愿意联络罗隆基。此人便是罗隆基当年留美的老同学、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
可是，无人敢联络章伯钧。
“干脆把章伯钧也分配给我，由我联络章、罗两人。”赵君迈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说。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在北京陆军总院见到了正在住院的八十五岁高龄的赵君迈先生。他笑着对我说：“我真的成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的听觉很差，戴着耳机跟我谈话。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他便去世了。
赵君迈生于一九零一年，湖南衡山人。他自费到日本上高中。一九二二年留学美国。在美国结识罗隆基。赵君迈学的是桥梁工程。
赵君迈记得，那时罗隆基组织“大江会”，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加。他热心于体育。所以，他骂罗隆基是“臭政客”，而罗隆基则讥他为“武侠”……
那时，赵君迈作为联络员常常登门拜访罗隆基和章伯钧，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对罗隆基说，到底还是“武侠”不错，“反右派”反不到“武侠”头上，倒是你这“臭政客”倒楣。罗隆基一听，哈哈大笑。这是罗隆基成为“右派”后，难得听见的笑声。
赵君迈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后却常穿中山装。
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每一次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来罗也来。这么一来，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与罗倒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
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去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以及她们的女儿，还有黄绍竑，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边吃边聊，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是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章伯钧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表示佩服。
一九六一年，全国政协曾组织参观团去江西、湖南，罗隆基和赵君迈、黄绍竑、康同璧以及女儿一起前往。他们曾上了庐山。但是章伯钧没有去。
罗隆基去江西时，曾想回故乡安福看看，后来思前顾后，没有去。
罗隆基是在“文革”前夕去世的。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和联络员赵君迈在一起。赵君迈对笔者说，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除了赵君迈之外，还有刘王立明和女儿刘炜等。
罗隆基请厨师做了涮羊肉，为朋友们驱寒。他还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大概有点兴奋，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
饭足酒余，他还到不远的东四——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至夜十一时，这才回家。那时他还一切正常。
翌日八时，一位五十来岁的老护士来罗隆基家上班。罗隆基那时虽为“右派”，仍有护士照料他的健康。这位护士白天来上班，晚上回家。罗隆基患有糖尿病，每天要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护士进屋，敲了敲罗隆基卧室的门，不见动静。往日，罗隆基总是答应说：“请进！”
护士又敲卧室的门，仍不见动静。她等了片刻之后，只得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撒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救命之药硝酸甘油片。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的动作，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
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
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了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的亲人是年迈的母亲和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十六岁的弟弟……
罗隆基去世后，弟弟罗兆麟曾要求摘去罗隆基的“右派分子”帽子，希望不要把帽子带到棺材里去。罗兆麟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经组织说明罗隆基所犯错误一直没有悔改表现，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此，罗兆麟受到了批评，“承认自己认识水平低，没有和右派划清敌我界线。”
为此，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给罗兆麟的工作单位发去公文，题为《关于罗兆麟同志来京处理其四哥右派分子罗隆基后事的一些情况》。公文指出：
因罗隆基是右派分子，其骨灰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存放地点，因此，暂时存放在火葬场的一间临时存放处，等组织上考虑决定后再作处理。罗兆麟父子对此事表示很不满意。从存放处回来以后连声叹气说：“惨啊！惨啊！”他向民盟组织再三提出要求，在他离京之前，妥为安置其哥的骨灰。最近来信又提出尽快安置他哥的骨灰问题。①
在一九八零年，罗隆基虽然仍被列为全国中央级五名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后来还是以一定的方式为他恢复政治名誉。
那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着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出席了会议。
阎明复说：
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着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阎明复历数罗隆基一生的功绩：
在青年时代创办并主编《新月》杂志，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遭逮捕；
一九三二年以后，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发表大量抗日文章；
皖南事变后，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
至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罗隆基与中共并肩作战，阎明复列举大量事实，称罗隆基“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此后，罗隆基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人民保卫和平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列举了罗隆基的诸多贡献之后，阎明复用很小心、拘谨的调子，提及了一九五七年：
“罗隆基先生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过曲折，五十年代后期曾有过严重错误，但是，他能接受真理，努力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①
阎明复是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身份发表讲话的。因此，他的这一讲话，是表达了中共对于罗隆基的一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