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锣鼓一声，沉冤如海，亮节如山，长为人间留榜样；
“文章百万，沥血化珠，呕心化玉，拼释生命铸银坛。”
这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钟惦棐在患肝病及肾癌不治而病逝之后，人们为他写的挽联。这副挽联，概括了钟惦棐一生的坎途。
钟惦棐在一九五七年因《电影的锣鼓》罹祸，受到了如下严厉处分：开除党籍，罢官，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
钟惦棐右派生涯是如此的悲惨：
钟惦棐获罪之后，最直接的牵连当然是他的直系亲属。夫人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的平房院落。钟惦棐每月生活费二十六元，每个孩子十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一百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菜而买论捆的菜。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三年困难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从外地弄到一批鸡，每只六元（黑市价十到十五元），每个职工限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六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①
经过在唐山市柏各庄农场的四年监督劳动，钟惦棐终于调回北京，在中国影协资料室工作。一九六三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一口气，“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必然对象”。于是，他成了“牛”，进入“牛棚”，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
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学术助手仲呈祥。
仲呈祥这样记述第一次到钟家报到的情形：
我是几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奉命到钟惦棐先生家报到的。那时，他还住在振兴巷六号。繁华的北京闹市区，竟有如此一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六号是一个几户合住的极简陋的小院，先生自一九五七年因那篇《电影的锣鼓》被“亲自点名”划为“大右派”而被逐出原机关宿舍后，一家老小八口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几间狭小的平房中。我步入小院，穿过先生亲手栽培搭起的葡萄架，轻声走进他的“工作室”。这是一间虽小破旧但布置得典雅文静的房子。东、南壁都被书柜占满了，北壁靠窗，是一张大书桌，壁上挂着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鲁迅肖像，那是名画家裘沙的手笔。两壁是一张供来客坐的长沙发。壁角，几盆生机盎然的云竹惹人喜爱。先生正伏案疾书。
仲呈祥还回忆说：“家中数他桌上那盏台灯亮得最早，熄得最晚。早晨，我总是不及六时即起床跑步，而先生已伏在案上奋笔疾书，或是专心攻读。先生每每教我，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钟惦棐在晚年，忍着病痛，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着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的行列。
钟惦棐的去世，中国知识界哀思如潮。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用这样两句话，勾画钟惦棐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