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是中共党员，一九五七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工作，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兼共青团支部书记。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只有二十五岁。爱人是农村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不懂政治，不知“右派”是什么意思。子女中年龄最大的才四岁，还不懂事。
虽然就全国而言，张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右派”。但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张有给笔者寄来他的近五万字的身世陈述《回忆与思考》，笔者读后，深为感动。尽管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陈述中不时有错别字，但是他所叙述的在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却极具代表性、典型性。正因为这样，笔者在修订一书时，根据他的陈述，增写了这一节……
在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之初，张有深得组织信任。一九五七年二月和三月，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当时，这两次讲话稿未公开发表。为了传达毛泽东这两次讲话，机关党委派张有到中共黑龙江省委机要室听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记得，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以记录速度播放毛泽东讲话录音，张有作了详尽记录。回机关之后，张有根据记录，向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传达。这一录音记录稿，与后来公开发表稿，有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在讲话中虚怀若谷，表示欢迎各界帮助整风。
张有记得，党员干部们听了传达，都非常兴奋，以为中国将进入民主自由康平盛世，是第二个“贞观之治”，毛泽东就是“第二个唐太宗”。
不久，机关党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共五位成员，张有是成员之一，分工负责抓整风的常务工作。
张有本人，对于共产党感情极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党忠贞不二，坚信不疑。因为我是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孩子，原只有小学三年文化，什么国家大事也不懂。是共产党让我参加工作，培养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教育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感恩不尽，永不忘本，共产党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共产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来不打折扣。对于共产党，不仅我自己从来不怀疑，而且也经常说教别人，不要与共产党有二心。我确实是共产党最忠实的信徒。”
根据上级指示，机关召开党员、团员、非党干部、知识分子座谈会，反复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张有积极贯彻上级指示。一开始，许多人有顾虑。经过张有反复动员，这才使很多人消除了顾虑，敢于开诚布公提意见。
张有记得，最初的意见只是局限于本机关的一些问题。根据上级部署，把鸣放重点引向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以及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为了能够使大家深入地对重大问题大鸣大放，整风领导小组把重大问题分成一个个专题，召开专题座谈会。这些专题有：党的领导，民主选举，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三反”运动，“肃反”运动，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统一战线，中苏关系，等等。谁提的意见多，谁的意见尖锐，谁就受到表扬，被认为是整风积极分子。
在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再鼓励下，许多人敞开思想，不存戒心。张有记得，也有极少数人“看破红尘，不鸣不放”。有个叫张振远的非党干部，深有顾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说：“共产党整风六个月，我得等到五个月零二十九天。即使到了那一天，我还得看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决定是否提意见。”张有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回答说：“我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有时朝令夕改，左一下子，右一下子，把握不准就跟着吃亏！”张振远果真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结果没有事。后来，张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张振远对他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你小伙子还是‘油缩予发白——短炼’。”
还有一个“不鸣不放”者，是一位“三朝元老”，名叫刘昌福。他年长张有十岁，非中共党员。由于他曾在伪满洲国时代、国民党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做过小职员，所以有着“三朝元老”的外号。平常，在私下里，他对张有也说一些对共产党的看法，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一言不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对张有说：“共产党整风，能不能诚心到底，我没有看透。像我这样出身复杂的人，说话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好心没好报！”
除了以上两位“不鸣不放”者之外，还有一位“不鸣不放”，那就是张有自己！
张有“不鸣不放”，倒不是他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也不是他“老练”，却是由于他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忙得不可开交。他要组织、参加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还要做鸣放意见的整理工作，要向上汇报，等等。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鸣放。他还以为，反正各种意见大家都说了，他要说，也就是这些话，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正因为这样，当机关里绝大多数人已经多次鸣放，张有仍“未鸣未放”。
张有“不鸣不放”，照理应该太平无事。这位反复动员别人鸣放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候，成了“动员对象”！
那是在五月中旬，上级要求大鸣大放“再掀高潮”。
为此，机关党委居然专门传达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发言，以张有所在的党支部作为“试点”，召开大型鸣放大会。在这个会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有一至两人发言，“不准有空白”。机关党委指定张有为“第一发言人”，要求作“林希翎式”的发言！
当时，张有以为“这是上级党委对我们支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器重”。于是，张有根据上级党委所要求的“着眼于党和国家大事”指示，拟定了发言提纲，确定“民主选举、宗派主义、党群关系”为发言重点。
五月十八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前二十天，作为“试点”，张有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了大型鸣放会，外支部许多人列席旁听，出席人数总共达二百多人。
遵照上级指示，张有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据张有回忆，“发言受到全场赞同，引起共鸣。有些人还插话补充了我发言的不足。会议鸣放气氛热烈，开得很成功”。
这是张有在大鸣大放中惟一的一次鸣放。
会议结束之后，张有根据上级指示，还专门写了题为《如何组织开好鸣放大会》的“经验总结”报告上报，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的表扬！
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大张旗鼓开始“反击右派”。这时，张有仍太平无事，因为机关里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有“右派”也只在北京高级领导层里，在地方是不会有什么“右派”的。
黑龙江毕竟远离北京，政治的敏感度差，存在着“滞后现象”。直到七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才通知，暂停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于是，整风领导小组调整为“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上告诉张有，说他既做人事工作，又抓共青团工作，还要顾及宣传工作，兼职太多，就不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的工作。张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从此之后，张有不再参与机关运动的领导工作。
此后不久，有一天，来了两位记者，说是来采访关于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经验的。记者回去后没有几天——八月五日，当地一家报纸头版头条消息，报导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揭发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张有！
张有顿时如五雷轰顶，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会成为“右派分子”？！怎么会成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
报纸到了机关，人们议论纷纷：
“张有是党性很强的党员，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为什么本单位大字报、小字报上没有被点名的人，报纸上怎么点出来的？”
也有人说：“本单位有右派不揭，叫报纸给揭出来，这是严重的右倾温情主义！”
在一片哗然之后，当天中午，机关大厅里拉出一幅白色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黑字：“坚决打退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有的猖狂进攻！”
在横幅两侧，贴着一对大幅白纸黑字对联：
“坚决批判右倾温情主义”；
“揭开伪装共产党员面纱”。
在横幅之下，对联之间，贴着大字报，摘录着张有的“右派言行”。
张有回忆说：“整个大厅里真像一个办理丧事的大灵堂，只是还缺少灵柩和花圈罢了。”
支部书记找张有谈话：“你鸣放了很多右派言论，什么自由选举呀，共产党有宗派主义呀，发展党员也要听取群众意见呀……你违背了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
张有反驳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说话还有什么标准。毛主席的‘六条标准’，不是法律。我说话也不违法，宪法有言论自由的规定。”
支部书记强调说：“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法律。这‘六条标准’，就是衡量右派的标准，就得按毛主席的话办。”
张有气愤地说：“整风是党自己发动的，鸣放是党号召的，我的鸣放是你们再三动员的，鸣放的题目也是你们出的。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发表了意见。如今，你们反过来，把我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正人君子的做法吗？是共产党干的事吗？还要不要共产党的威信了？”
尽管张有的话句句在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毕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张有自己之外，那天被张有动员安排发言的十五人中，有五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张有在内）。另外，还有三人定为“中右”，六人定为“有右派言论”。
那些被张有动员的人，都说被张有“拉上贼船”！
其中，有一个被张有动员的人，在“三反”中蒙受过不白之冤。张有动员他“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他听从了张有的话，在会上“向党交心，说出心里话”。结果，在机关里，他第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妻子一见到张有就埋怨：“我们家老刘如果不听你劝，就不会成为‘右派分子’！”
张有听罢，心中极为内疚。
不过，由于张有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跟他“同归于尽”，那些被动员的人也就不怨张有了。
张有事后反思：“这是我忠心耿耿、甘心情愿、乐意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结果，只能自食其果！”
张有遭到严厉的斗争。
斗争大会上高悬“斗争党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张有大会”。四墙贴着许多标语：
“深挖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
“揭开党内右派伪君子的面纱！”
“摘下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员的招牌！”
“清除党内右派异己分子！”
会上的发言，集中于“批判”张有的“五大罪状”：
一、“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三、“诋毁反右派斗争”；
四、“攻击肃反运动”；
五、“离间党群关系”。
张有想分辩几句，会场上就响起口导：
“不许狡辩抵赖！”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如果张有闭口不答，会场上又响起口号：
“不许耍死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面对着严酷的斗争，张有确实想不通。就拿“反对共产党”这一“罪状”来说，张有向来是共产党最忠实的信徒，对党忠心耿耿，从无怀疑。他开始怀疑共产党，是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而不是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因为像他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他这才开始怀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
张有被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国民党的代理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民族的败类”、“共产党的叛徒”，还有什么“走狗”、“豺狼”、“狗屎堆”之类……
有人“揭发”张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在宿舍里记日记，必须把张有的日记拿出来“曝光”！
这一“揭发”，引起很多人的赞同。于是，会议主持者不顾张有的抗议，马上派出三四个人到张有宿舍乱翻一通——所以，“抄家”并不是“文革”时的“发明”，早在“反右派”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手了。
张有的日记、信件、笔记本都被抄去。不久，经过几位“秀才”的加工，仿照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些信件分类、加按语的“样板”，印出了《右派分子张有的部分日记、信件摘抄》，印发给群众，作为批判张有的材料……由于公布了私人信件，甚至还连累了那些与张有通信的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张有所在的机关的“反右派斗争”宣告结束。党委正式公布了张有等十五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名单。这“右派分子”之前，冠有“资产阶级”四字。张有笑谓，从这一天开始，他从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
在这十五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中，凡是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张有被开除中共党籍。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支部书记找张有谈话，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张有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真没想到共产党会自残骨肉！开除我的党籍，你们认为这是件好事，我为党可惜一一因为党失去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希望党能够吸取教训才好！”
支部书记当即训斥说：“你的反动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
在开除党籍、团籍的同时，还进行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分为三种：降级、撤职、开除。
另外，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律下放农村，也分三种：一是农村生产队，二是农场，三是劳动教养队。
张有被“发配”到镜泊湖养殖场，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张有说：“这种‘戴帽子’进行‘监督劳动改造’，乃是中国特产，中国独有。说是刑不是刑，但是比刑还厉害。不经法院审判，不讲你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没有诉讼程序，不准请律师辩护，不许当事人申辩，‘刑期’没有时间限定，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哪一级党委都有权决定和批准给人‘戴帽子’。戴上了帽子就是扣上‘紧箍咒’，是龙就得盘着，是虎就得卧着。机关党委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没有宣布戴多长时间；被‘送农场监督劳动改造’，也没有宣布监督改造几年。只告诉一句：‘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摘帽。’这‘什么时候’，实际上是‘无期’的代用词，可以解释为‘改造好了有期，改造不好无期’。什么样算是‘改造好了’，也没有个标准。所以，‘右派分子’的帽子要戴多久，‘劳动改造’时间有多长，都是未知数，谁都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判徒刑，还有个刑期盼头。这‘什么时候’，连个盼头都没有！”
张有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说：“我惦念着远方的家。父亲年岁大，爱人体弱多病，孩子幼小，依靠我菲薄的工资收入，长期的两地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经过再三的请求，已经遣回原籍五常县的父亲、妻子、孩子三代人，搬来镜泊湖养殖场，与他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
一九六一年冬，张有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但是，他的处境仍是那样。张有说：“‘摘帽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只是前者没人再当众训斥而已！”
由于镜泊湖养殖场连年亏空，允许“摘帽右派”自寻出路。于是，张有离开过了五年“劳动改造”生涯的镜泊湖养殖场，带着全家老小，回到故乡五常县。
在老家，张有在人们的眼里仍是“右派”——虽说已经摘帽，毕竟还是“摘帽右派”。
在“文革”中，张有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于是，陪斗“走资派”，进黑帮队，上“学习班”等等，样样有份……
自从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过批判、斗争、劳动改造，要求“右派分子”们口服心服。慑于政治压力，张有在种种检讨中，只得“认错”，但是张有从来没有心服。一有“风吹草动”，张有马上就进行申诉，要求平反。
他曾多次上诉：
一九六零年夏天，报上登载毛泽东为麻雀平反的消息：毛泽东原本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与苍蝇、蚊子、老鼠“齐名”——其理由是麻雀啄食粮食。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号召“除四害”，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消灭麻雀运动”。后来，科学家向毛泽东提出，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而且也吃害虫，有过也有功。对于这一意见，毛泽东倒是听进去了，就说麻雀应该给予“平反”。从此，麻雀不再“错划”为“四害”之一。
敏感的张有读了这条消息，居然马上把麻雀的“错案”跟“右派”的“错案”联系起来！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匿名信，建议像给麻雀平反一样，给“右派分子”平反。他说，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错案，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也是错案。我们“右派分子”之中有许多人才，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要比麻雀大得多。平反麻雀，小事一桩；平反“右派”，利国利民，比给小小的麻雀平反重要得多……
不言而喻，他的信石沉大海。
一九六一年，张有听说中共中央下了文件，给受彭德怀株连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马上就给原单位去信也要求甄别。得到的答复是：只甄别右倾，不甄别右派！
一九六二年，他看到报上登载毛泽东和久不露面的陈云握手的照片，又浮想联翩。他知道，毛泽东曾批评陈云“一贯右倾”。陈云复出，意味着毛泽东也许改变了对“右倾”的态度。“右倾”和“右派”都姓“右”，也许“右派分子”平反的时机到了……
于是，张有以真名实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平反。信被转到原单位党委。张有被找去谈话，明确告知：“右派问题，不准申诉，今后不要再到处写信了，小心弄不好会出新问题！”
……
张有，“人还在，心不死”。他仍然一次次申诉，要求平反，一次次受到严厉的警告。
直到一九七八年四月，张有在县里听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传达，无比兴奋，兴奋无比！
一九七八年“中发十一号”文件，亦即《中共中央批复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由于多次申诉平反不成，他当时还不敢相信文件上所说的是真的。
回到家中，亲戚朋友接连前来贺喜，他这才相信，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经过核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组织上作出了对张有右派问题复查改正和恢复党籍的决定，并把他调回原单位。张有忍辱负重二十二个春秋，终于重见天日。
有人问他：“你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有何感想？”
张有用四句话答复：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张有从多年的痛楚中提炼出来的“结晶体”。
又有人问他：“对诬陷过你的人，斗争过你的人，你是怎么看待的？你受了那么多的苦，要求补偿吗？”
张有坦然而深刻地回答说：
“罪已经受过了，苦已经吃完了，我同意一位也被错划‘右派’的教授所说的一段话：‘倘若过去的一切能给将来以经验和教训，倘若我们的不幸和委屈能换取后人的成熟，那么我们的痛苦是值得的，我们的欣慰将是永久的。’也相信当年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会自醒自愧。再纠缠个人私怨私忿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多想些于国于民有益的问题，多做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比什么都有意义。当然，创伤会留下伤疤，烙印是抹不去的。若想伤痕和烙印全消失，只有到了寿终安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