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巴山秘密协定”
1933年5月21日，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来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他自我介绍名叫武志平，代表陕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前来与红军接洽谈判互不侵犯事宜。上年年底，红军西征经过陕西时，还与三十八军交过手，现在怎么就要谈互不侵犯呢？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其实际权力仅仅限于东部沿海几个省份，中国的南方、西南和西北等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还掌握在各地方军阀手中，虽然这些军阀表面上也归属于国民政府，但他们手握枪杆子，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鱼肉百姓，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貌合神离，对国民政府的指示阳奉阴违，有利的就执行，没利的就不听不办。蒋介石对这些国内的军阀割据势力极为头疼，采取纵横捭阖，分化瓦解，又打又拉等各种手腕来对付这帮军阀。就在蒋介石与其他大大小小军阀争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迅速发展起来。蒋介石与军阀们的斗争是同一营垒里的黑吃黑，红军与国民党政权以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则是阶级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在“剿共”的旗帜下，拉拢这帮军阀一起来“围剿”红军，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削弱甚至吃掉这些军阀，最为典型的是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贵州，然后顺便收拾贵州军阀王家烈。所以各地军阀既怕红军革他们的命，也怕蒋介石缴他们的枪。在红军和蒋介石两股力量面前，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这些军阀们各打各的算盘。只要红军是路过而不是占领自己的地盘，他们就打枪打炮，热热闹闹地将红军“礼送出境”，如果红军要在其地盘上扎根建立根据地，那他们就要拼命。这些军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邻为壑，互相倾轧。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前，陕西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杨虎城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蒋阎冯大战后，蒋介石分别击破阎锡山、冯玉祥，阎锡山退回山西老巢，冯玉祥出洋考察，然后将冯玉祥的西北军分而治之。1930年，十七路军进驻陕西，蒋介石对杨虎城两手并用，任命其为陕西省主席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又在临潼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在陕豫边界摆放三个师，让杨虎城时时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
红军由湖北入陕后，蒋介石令杨虎城参与堵截，此时杨虎城对红军并无认识，认为红军不过是“流寇”，同时也担心蒋介石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陕西，威胁自己陕西王的地位，于是派出部队在秦岭、关中一带阻击红军，与红军硬碰硬地打了几仗，结果惨重损失，西安震动。尝到了苦头后，他也知道红军的厉害。谁知红军并未在陕西久留而是飞兵入川，并且将川军打得鸡飞狗跳，一败涂地。杨虎城则乐得在一旁看热闹。
1933年2月，驻甘肃天水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奉蒋介石命令与胡宗南部“换防”，胡宗南部到川陕甘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杨虎城的三十八军进驻汉中地区，在东起镇巴、西到宁羌沿五百余里大巴山一线布防，协同川军田颂尧部围攻红四方面军。蒋介石这一手一石三鸟。胡宗南的第一师是他的精锐战略预备队，嫡系中的嫡系，蒋介石将其放在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的战略重镇天水，一是防止红军西进陕甘，二是监视和威胁西安的杨虎城，三是让杨虎城的西北军参与“围剿”红军以消耗其实力。
杨虎城原来还觊觎甘肃，蒋介石的这一招使得杨虎城不光西进甘肃的梦想落空，还要与红军对峙，杨虎城对此极为不满。蒋介石的这一招也让刚刚进川的红四方面军面临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虽然部队在特定的环境下独立作战，但党中央也在随时想法支援和帮助各根据地的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为策应和协助红四方面军，中共中央上海局加强了陕甘军事情报通信和秘密联络工作。中央军委任命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卫士营营长张汉民为中共陕甘特派员，化名田慎颐，负责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的军事情报。张汉民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负责护送上海中央局、陕西省委与游击队的来往干部，输送武器物资，筹款，安排红军伤员秘密送往内地治疗等工作。利用职务之便，张汉民先后接纳了王超北、李慕愚、史维然、汪峰、唐一民、张晗辉、李锐、杜润滋等两百多名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任职，开展军运、统战联络、筹建红二十六军，向中央输送西北情报。
1932年11月2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子午镇，一次歼灭杨虎城部四个营，西安震动，张汉民即受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1933年底，张汉民所在警卫团尾随红四方面军进驻陕南南郑，此时红四方面军刚刚渡过汉江到达上元观，张汉民即派所部通讯排长共产党员雷茂化装成樵夫，与红四方面军接上了联系。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表示，红四方面军即将进川，待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后再进一步联络，现在部队急需五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军情紧急，请雷茂三天内送来。雷茂返回褒城草凉驿警卫团驻地取到地图后已是12月18日，超过了三天期限，红军已出发。雷茂急忙循着红四方面军行军路线追赶，一直到天池寺、西河口才追到红军大部队将地图交给红军。这份地图解决了红军入川之急需，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拿到地图后，对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极为感谢。
由于雷茂此行前后共二十多天，张汉民在部队驻地得不到他的消息很着急，于是再派张晗辉去寻找红军。张晗辉取道上元观、西河口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进入四川苦草坝，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看到红军已进四川，张汉民计划兵变后打出红旗与红军配合，于是再派张晗辉返回苦草坝向红四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研究后认为，警卫团是杨虎城的贴身部队，张汉民留在警卫团内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联系对革命工作更为有利。于是对张汉民的计划提出劝阻，但允诺，如果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公开打出红旗。张晗辉代表警卫团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订立协定：互不侵犯，友好往来，互通情报。张晗辉携带红四方面军总部给张汉民的函件，从苦草坝返回南郑，途经西河口时被敌通江民团徐跃明部拘押，徐部一名叫李元华的小队长将张晗辉杀害。红四方面军与陕西地下党刚刚建立的联系中断了。
1933年2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驻甘肃天水的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与胡宗南驻陕南部队“换防”。蒋介石此举令杨虎城十分恼怒。上海中央局认为，这是给杨虎城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同时，为突破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封锁，最好能安排一个能在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人。
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超北来到西安物色人选，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总编兼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是我党地下党员，宋绮云介绍了西北军杨虎城部的少校参谋武志平。
武志平，北京人，1901年出身于北京定辛庄一书香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武志平思想进步，对黑暗现实极为不满。王世英通过宋绮云及其夫人徐侠林给武志平做工作，得到了武志平的积极回应。1933年3月23日，在西安东大街安林药铺，由宋绮云夫妇介绍，武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武志平回忆：一九三三年三月，党驻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王右民、宋绮云向我传达党的“特科”的指示：
一、利用你在十七路军部队里的公开职务（当时我在三十八军任少校参谋）和社会关系，为党搜集情报，如作战计划；各种信号、口令、电报密码、军用地图；敌军的兵种、兵力部署；指挥官姓名，简历、信仰、嗜好、政治态度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和友邻部队之间的关系等等。
二、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并设法创造机会秘密建立川陕苏区对外交通线，及时将军事情报直接送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并将红军所急需的物资运送到川陕苏区，以解决红军缺乏物资的困难。
三、利用白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争取杂牌部队守中立或在对红军作战时采取消极态度，并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抓好兵运工作，鼓动白军暴动、哗变，携带武器向红军投诚。
党指出：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苏区还不久，在敌人的特务组织还没有在苏区周围形成有组织的包围之前，以我在陕军内部的公开职务进行这项（主要是前两项）工作，条件是极为有利的。
武志平回忆说：“王右民同志对我说，工作任务艰巨重大，必须主动灵活，积极地、当机立断地完成任务，并约定我由他单线领导，并约定了接关系的暗号和秘密联系方法。我草拟了一个进行工作的简要计划，得到组织的批准后，很快行动起来。”
经宋绮云推荐，杨虎城派武志平到三十八军孙蔚如部任少校参谋。
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军人，素有政治抱负，是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不希望在内战的战场上消耗中国武装部队的实力，他更不愿意自己与红军火并，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蒋要他进攻红军，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到时蒋再名正言顺地对其部队缩编，甚至裁撤，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的事情。
杨虎城身边有不少进步人士，除了宋绮云外，有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对杨虎城影响很大，杨虎城对其奉若上宾，并聘请其为自己的高级顾问。武志平与杜斌丞过从甚密，他希望杜做杨的工作，让杨保存实力不要与红军发生冲突，以免让蒋渔翁得利。1933年初，杜衔杨之命前往天水向孙蔚如传达机要，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对进至川、陕地区的红军和进入陕、甘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应采取什么态度以及与胡宗南部换防问题。
武志平回忆：
杜到达天水的一天，我到马跑泉去迎接，途中我们很自然地谈到红军进入川、陕地区的问题。杜说：以我的看法，如红军西进，我们应当有意识地放过去；如果红军要在川、陕边区停留下来的话，我们最好不打……
……我和杜商谈由他建议杨就停战议和问题与红军谈判。但兹事体大，必须容杨多方考虑，待机行事。即使杨一时下不了决心，还是要争取好的结果，问题要从杨本身的利害关系来提出。这就需要有较成熟的时机条件。
5月上旬，武志平接到杜斌丞先生一封密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没隔两天，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从西安捎来了杨虎城给武志平的一封密信：
因为是杨虎城身边派来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本来就对武志平另眼相看，现在有了这封信，武志平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积极开始了对孙蔚如的工作。武志平回忆：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汉中孙三十八军司令部，我和孙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故作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的样子，我们先谈到十七路军正面临着与红四方面军正面接触的形势，如果正式打起来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如不愿打又计将安出。我和孙的谈话是遵照党的指示进行的，但在表面上须以维护杨、孙的利害关系来谈。孙对我所提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从军事、政治形势上作了分析，结论是：除了和红军采取友好的联络，避免正面冲突以保存实力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第二天，又经过两度谈话之后，就确定由我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联系。我表面上是代表杨虎城（孙蔚如）和红军谈互不侵犯的问题，实质上是遵照党的决定做党的工作。
孙蔚如专门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在一幅绢上：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南郑出发，出发前，武志平偷偷带上了事先已经秘密准备好的一套川、陕、甘地区十万分之一地图以及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重要物资和情报。在巴山深处，武志平被一个叫袁刚的土匪绑架，险些被害。武志平是见过世面的人，与袁刚虚与委蛇，最后竟然让土匪招待一顿，留住两夜后放行。在深山老林里，武志平一人艰难跋涉，终于5月21日到达两河口，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武志平的来意后，傅钟非常重视，派专人将其护送到苦草坝红四方面军总部。当天深夜，正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从电话中得知杨虎城派人送来了军用地图，兴奋异常。他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
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武志平带来的那份密电码的作用就更大了，红军据此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情报。曾任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的宋侃夫在《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在西路军失利的情况下，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武志平在这里先后见到傅钟、张琴秋、郑义斋、曾中生、陈昌浩、张国焘。为避免两线作战，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4月中旬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于1月17日发表的“一·一七宣言”，即在停止进攻红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红军愿意和国民党的任何军队签订停战协定，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目的就是希望以此分化瓦解敌人，缓和严峻的形势。现在，武志平的突然到来使正在与四川军阀艰苦作战的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喜出望外。之前与张晗辉的联系中断，至为可惜，现在三十八军主动来联系，不论是于战略上还是于整个川陕苏区建设都是有利的。杨虎城部位于苏区后方，控制着五百多公里的防线，和他们打通关系，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同时还能打破敌人的物资封锁，总部领导决定与三十八军建立联系。
张国焘对这件事情很重视，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武志平担心张国焘对杨虎城提出苛刻条件，在张国焘为他接风洗尘的宴会上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也很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武志平回忆：
我向总部保证，我将及时地从陕西方面向红四军提供各方面可靠的军事情报，并建议在川陕苏区北伐接近陕南地区，只需配备少量部队就可以保证安全，尽量将主力部队集中使用于粉碎主要敌人方面去。总部还提出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的供给问题。我保证一定完成这些任务。
陈昌浩派总部参谋主任徐以新到汉中代表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谈判，谈判方针为：（一）了解对方意图；（二）了解十七路军内部情况；（三）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
5月27日，武志平和徐以新从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当天，孙蔚如给西安的杨虎城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
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家中双方正式会谈。参加者只有孙蔚如、王宗山、武志平、徐以新四人。
谈判一共进行了四次，其中，孙蔚如参加了两次。孙蔚如一开始也想摸清红四方面军的底：你们红军到四川来是干什么？是长驻还是路过？如果长驻，是否能站得住？
徐以新向他解释了红军的政策，以红军在空山坝大捷消灭川军几十个团的事实让孙蔚如了解到了红军的实力，向孙蔚如介绍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的“一·一七宣言”的内容。徐以新强调：“胡宗南从鄂豫皖起一直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现在他来进攻，我们坚决要打。你们能配合当然很好；不配合，让路也可；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胡也可。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项条件，我们愿意与你们保持友好关系，双方以巴山为界，你们不过来，我们也不过去，互不侵犯。”
孙蔚如对红军的实力表示相信，对徐以新的表态也很满意。他提出：
一是希望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肃方向发展。红军西进甘肃时，孙的三十八军佯装追赶，在后作掩护，同时接济适量的弹药。
二是红军如果仍然在川陕地区不动，希望不要向陕西发展，双方互不侵犯。
徐以新对孙蔚如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表示赞赏，对于孙的具体意见，表示将回去向方面军首长汇报后才能定。
6月5日，徐以新返回川陕苏区，武志平陪同前往。第一次到川陕苏区时，孙蔚如曾答应武志平，为了表示诚意，给红四方面军送些礼物，主要是川陕军用地图和药品。但这次他却变了卦，只同意给川北部分的地图和价值一千七百元的药品以及手摇发电机上的火花塞、活塞环各两个，还声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为此，武志平与徐以新又自行购置了相当数量的药品。
徐以新回到总部后，总部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徐以新的汇报。总部领导决定，应立即将与杨虎城的关系确定下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时在汉中建立交通站。
6月24日，徐以新带着总部领导的意见，再次和武志平来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双方对国内形势达成一致看法，具体商定：
（一）以大巴山为界，只要孙部不进攻苏区，红军保证不进攻陕西。孙蔚如保证不打苏区，如红军去打胡宗南，孙部愿意给红军补充一些弹药。
（二）陕军前沿阵地设联络站，武志平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
（三）红军可以以隐蔽的方式去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
（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双方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将大大减轻红军的压力，有利于川陕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杨虎城对此协定也较为满意。杨虎城和孙蔚如对武志平的表现很满意，为了绝对保密，他们指定这项工作由武志平负责。由于杨虎城十七路军成分复杂，此事必须严守机密，否则蒋介石将会给他施加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同时他也会受到一些亲蒋部下的反对。因此，双方商定，秘密协定不能见诸文字，只能双方口头认可。
7月1日，武志平、徐以新携带部分物资第二次前往川陕苏区。这一次，武志平从国民党的情报中了解到红军有向西北发展的意图，他曾经到西北作过考察，为此，他专门给红四方面军首长写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报告《塞上征鸿记》，内容为西北地区（宁、青、甘）敌人的武装力量，如青海的马步芳，河西走廊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甘肃的鲁大昌、石秀英、李贵清等部的分布、装备、战斗力等情况以及西北的地理、地形、气候环境等内容。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红军西路军失败了，他为此在延安专门责问张国焘：“当年我给你们写的材料你们看了吗？你们为什么不听取我的建议呢？”
通过武志平等人的努力，红四方面军陆续建立了从根据地到陕西汉中的几条地下交通线。
中线：汉中—麻桑坝—天池寺—凉水井—碑坝；
西线：麻桑坝—八海坪—西河口—碑坝；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鱼渡坝或黎坝。
通过这些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得到了部分急需的医药、无线电备件等物资，为中共地下党员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重要作用，帮助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 徐以新回忆：
我第二次返回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我把订立互不侵犯协定的内容及具体建立交通线的情况向与会同志作了介绍。军委认为今后应利用这条线加强对外往来，搞物资进来，亦应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以便掌握敌情。当时确定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这条线路的畅通。……潘自力等同志都是通过这条线进来的。
由于敌人的封锁，苏区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通，那时能够找到一些报刊哪怕是过时的报刊都是宝贝，总部领导向武志平提出，希望他能经常送一些全国各地的报刊给苏区，武志平将这一情况报告宋绮云，宋绮云立即将全国各地交换来的报刊源源不断地送到汉中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再通过地下交通员送往苏区。
“巴山秘密协定”生效后不久，形势又有变化，蒋介石一面支持刘湘组织“六路围攻”，一面逼迫杨虎城在川陕边界配合围攻川陕根据地。孙蔚如迫于压力，他想让红军尽快西进以减少自己的麻烦，于是让王宗山代笔写了一封密信：
此时红军并无西进之意，孙蔚如担心事有不密，便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他密令前沿部队毁掉了几座通向根据地路上的小桥。武志平立刻将此动向密报杜斌丞，希望影响杨虎城，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秘密协定”。杜斌丞深感事关重大，立即与杨虎城商谈，杨虎城派杜斌丞去汉中见孙蔚如，让他妥善处理川陕边界的纠纷。杜斌丞在汉中住了三个多月，积极做孙蔚如的工作，稳定了他的情绪。谁知就在杜斌丞离开西安期间，蒋介石突然撤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担任，同时派胡宗南一部进驻汉中地区，给杨虎城施加压力。此时正逢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件”失败，蒋介石气焰高涨，催促地方军阀加紧“剿共”。压力面前，孙蔚如再次动摇起来，他希望红军离开川陕向西去打胡宗南，以改善自己受压的处境，于是专门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兄”（暗指张国焘）“一谈究竟”。
武志平借这次去红军充当“说客”之机，将陕军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作了详尽报告。并建议红军应以庆祝元旦为名，派使去汉中巩固友谊，以稳住孙蔚如。武志平的建议被采纳。张国焘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到汉中，并赠给孙蔚如、王宗山每人十斤通江银耳。
黄超这次出使汉中，起到了稳定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作用，经过权衡利弊，十七路军和三十八军都没有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参与川军发起的“六路围攻”。
然而，没有不漏风的墙，武志平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获知，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
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
杨虎城不得已，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给武志平看，并希望武志平离开西北军：“红军的事只好就此为止了。你再到南边去一下，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们，请他们谅解。”
三十八军开除了武志平，武志平只好去西安找党组织。他找到宋绮云，宋绮云知道一些内情，他取出一份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捷报》，上面写着：
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宋绮云对此事很不满意：“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很不缜密，《捷报》上这么写，还不等于给人家报信！”
对于武志平的去留，宋绮云告诉武志平，他是中央特科选拔的，现在最好去上海找中央特科。费了许多周折，武志平在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王世英让他仍回汉中恢复秘密交通联络，并称：至于个人安全不必过虑，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合作的，对共产党人都是尽量保护的。武志平只得重新回到汉中，通过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等人说通了孙蔚如。孙蔚如同意武志平留在汉中，但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不得已离开三十八军，在汉中南郑秦家坝王谢沟隐姓埋名蛰伏起来。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三十八军的联系就此中断。武志平离开后，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孙蔚如部也开始主动骚扰红军。
1935年2月8日，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歼灭了三十八军宁羌驻军杨竹荪团。遭受打击的孙蔚如极度惊慌，他一方面不断发电给蒋介石叫苦，一面与杨虎城商量对策。根据杨虎城的意见，孙蔚如再次找到武志平并委派他重新去苏区与红军接触。
2月17日，武志平带着一大包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物资到旺苍坝红军总部。此时红军正在组织嘉陵江战役，徐向前、陈昌浩等都在前线，一直等了十多天，陈昌浩才会见了他。陈昌浩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乘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武志平向陈昌浩提出希望留在红军中不回陕西了。陈昌浩告诉他，现在不行，红军还需要这条秘密交通线。虽然孙蔚如不接受你，你可以与陕南巴山游击队赵明恩联系。武志平只得离开红军返回陕南。
3月28日，红军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战役完成后，为接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主动撤离了川陕苏区，“巴山秘密协定”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巴山秘密协定”对巩固川陕苏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有了这个协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免于腹背受敌，红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这个协定也打乱了蒋介石在陕南对红军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的计划，使大巴山五百余里的战线没有战事，红军也在这里建立了川陕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红四方面军获得了急需的军用物资和重要军事情报。红四方面军将资金交给武志平，武志平利用特殊身份从汉中换回医药、纸张、布匹、食盐、电器材料等重要的物资运往苏区，武志平将红军最为急需的军用地图、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文件、军用密码、报章杂志等用油布封牢，外面再用黄蜡浇固后送给红军。红四方面军根据武志平送来的军用密码，截译了蒋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武志平还护送红军重要干部进出苏区，潘自力、张德生、廖承志、刘瑞龙、张光远等一批重要干部安全地来到根据地，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巴山秘密协定”增进了地方军阀对红军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地方军阀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客观上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站稳脚跟创造了条件，就其深远意义分析，对以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红军的互不侵犯乃至“西安事变”的发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巴山秘密协定”没有见诸文字，也没有对外公布，其重要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必须强调，虽然孙蔚如三十八军与红军订立了“巴山秘密协定”，但孙蔚如在政治上并非同情红军，他与红军接触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且对共产党极为仇恨。红军出击陕南后，他立刻疯狂报复，下令处死在他军部当司书的共产党员崔臻善，活埋了原中共三原县委书记、陕西省委派来陕南做兵运工作的中共陕南特委成员偶彦民、亢学诗等同志。解放后有一些文章，称孙蔚如曾经给了红军很多帮助，武志平对此作了说明：
1936年西安事变时，许多同志和社会民主人士，都公开谈到以往从白区给红四方面军送进川、陕、甘等省军用地图和医疗器械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孙蔚如说都是他送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1983年11月，武志平再次撰文对这段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第一，有人说送给红军的地图有一尺多厚：每省地图多则二百余张，少则百余张，且纸很重，我一人化装进入苏区岂能携带如此沉重物品？第二，说给我五万大洋的高价。每块银洋七点二钱，五万元计重三千六百斤，每人背七十斤，需五十人运往汉中，相反，我还用自己的钱给苏区同志买了部分用品。
武志平从旺苍回到汉中后，孙蔚如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改变，孙蔚如对武志平说：“你去哪儿我不管，我们这儿没有你。”就这样，武志平被孙蔚如再次逐出汉中。在从汉中至关中的马道驿住宿时，武志平想起两年前随三十八军入陕南经过这里，因身负重要使命夜不能眠，如今使命完成自己却前途茫茫，思绪万千，同样夜不能寐，直到听见晨鸡报晓。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志平辗转来到陕北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进入马列主义学院受训。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越狱后，又逢车祸，伤愈后与组织失去联系。遂返回南郑，过起农耕生活。日寇投降后，武志平到晋察冀解放区寻找党组织，找到当年参与西安谈判的中共党员南汉宸和经他之手输送到川陕苏区的潘自力。三个老朋友见面极为高兴。此时，南汉宸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处长，潘自力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武志平说：“你为革命立大功啦，我们要犒赏你，你就住在招待所，吃好，喝好，好好休息休息！”
关系接通后，武志平到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边区财政处从事商贸工作。北平解放后，他在军管会房地产接管部任处长，后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9日，武志平被人诬告，被关进了北京草岚子监狱。半年后查清属诬告无罪释放，但工作丢了，武志平在家赋闲三年，平反之事拖延了七年。得知他的遭遇，1955年，南汉宸调他到国际旅行总社担任《旅行》杂志编辑。1957年后，调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主任。“文革”中，武志平受尽磨难，1967年，六十六岁的武志平被下放至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后，干校同意让他回老家通县定辛庄治病。从宁夏回到北京才得知，他的大儿子因受其牵连在隔离审查中自杀了。1977年，七十六岁的武志平彻底平反昭雪，任国务院参事，定为行政十二级。1982年离休，享受局级干部待遇。
武志平的夫人陈新英的遭遇更为悲惨。1933年秋，秘密交通线肖成善站长的女儿陈新英与武志平结婚。后经武志平介绍，陈新英参加了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走上了革命之路。青训班毕业后，陈新英按党组织安排回陕南做地下工作。1946年，陈新英在汉中被捕。因她姓陈，敌人怀疑她是陈昌浩的妹妹。一次次酷刑折磨，陈新英疯了，承认自己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亲妹妹。特务们信以为真，将其送到西安监狱关押。直到西安解放，陈新英才被解放军解救出来。由于多年的酷刑折磨，这时，她的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陈新英比武志平小十七岁，从20世纪30年代投身革命。全国解放了，她却没有单位，得不到起码的照顾。神志清醒时，她向有关部门请求落实政策，但长期没有结果。直到1987年底，国家有关部门才给她落实政策，按行政十七级干部对待，每月发给退休生活费一百多元。遗憾的是，由于常年酷刑折磨导致陈新英体弱多病，1989年，七十二岁的陈新英病逝。
武志平素爱书法，在北京经常到徐向前、李先念、王维舟等领导同志家走动，并“讨要”宣纸，李先念笑曰：“当年你从汉中给我们那么多的物资，今天要点纸算什么。”
1991年10月13日，武志平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