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中秋，一封信从四川富顺寄到了松毛岭前沿，人们一看，是四个月前在这里牺牲的八连指导员朱厚良烈士的妻子胡正英写来的。信中附有一首诗，她请求将这首诗在厚良的牺牲地读一下：
妻的呼唤，他已听不到了，就象上次，他的声音，她没有及时听到一样。丁卯春节，朱厚良从阵地给地寄了一盘磁带。但家里没钱买录音机，她也曾向人借，人家推说机子出了毛病，她跑回家就哭了。直到噩耗传来，直到记者到她家采访，她才从记者的录音机里听到了丈夫半年前的声音——
她天天盼他的信。她天天从报纸上看前线的消息。那天她又去收发室找报纸，找到的却是失望，人们把当天的人民日报藏起来了，因为那上面有他牺牲的消息。当领导准备把那消息跟她谈时，她正背着挎着包要去上夜校。单位接到县民政局的通知，正商议怎样告诉胡正英，她从一楼到二楼借毛笔来了，人们问她干吗，她笑着说练毛笔字，其实大家都知道，她又要给厚良寄包裹了。几天之后，她悲痛着还是把那个包裹寄出了。不过，这一次信封上和包裹上写的已不是“朱厚良收”。她在信中说，厚良生前在给我的信中交待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买些防中暑的药品寄去，他说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太热了。怪我没抓紧，现在遵照他的嘱咐，给你们寄去。第二件事，他说他太忙了，让我帮他做些工作，给你们在后方的亲人经常写些信，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请你们把家庭地址都告诉我吧，我要遵照他的遗嘱给你们的亲人写信……
战友们深深怀念他们的指导员，也深深感铭这位好嫂子好大姐，从前线寄去了无数安慰的信件，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朱增朱挥笔写下了《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的长文。
元旦前夕，老山又收到胡正英的一封长信：
面对我们那天真可爱而又永远失去父爱的小女儿，我忍不信满面的热泪，特别是当房子看到电视里有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时，她就要反复地问：她的爸爸是不是那样神气；每当幼儿园阿婕发给她糖果时，孩子也是要叫给她爸爸留点，等爸爸过年回家时吃；当孩子与小朋友一块玩耍各自谈论自己的爸爸时，我那倔犟而又不晓事的孩子呀！也总是对小朋友们说，她爸爸还在前线打坏蛋，打完敌人就要给她买新衣回来，还会给她讲许多许多的老山前线的故事……孩子呀！你爸爸可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心真碎了，住进了医院，体重下降了三十几斤。
然而，为了和平，为了正义，为了祖国的安宁幸福，不知又有多少军人的妻子用柔弱的肩膀，用坚毅和顽强，独自承受着家庭的重负。那耕耘农田、照顾婆母儿女的汗水，那在夜半更深遥遥思念的泪水，无不包含着她们对丈夫——军人纯洁真诚的爱情。战争岂止是对军人的考验，我们同样经受着考验。
死者，已经去了，留给活着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悲伤。朱厚良牺牲后，胡正英天天为他守灵——屋里正中悬挂着着黑纱白花环抱的烈士遗像，下面的案子上放着烈士的遗物：日记本、小提琴、军功章、函授教材……每天每天，她都把遗物擦了又擦。吃饭时，她在遗像下面放一只碗，一双筷，一盒烟，轻轻地说：“厚良，快吃饭吧。我们都等你了。你的胃不好，不能吃凉的。”每逢节日，她就让三岁的女儿衡衡给爸爸下跪，请他下来团聚……
这就是她们的战争。这就是战争之于她们。
她们削瘦的肩上的重荷太重了。社会上，生活中，心理上，感情中的重荷于她们是太重了。
做女人难。
在中国做女人更难。
中国军人的妻子尤其难。
烈士的妻子更是难上加难。
排长张金生的妻子是唐山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结婚七天，丈夫就上了前线。她不停地给他写信，寄苹果、月饼、麦乳精，还有录着她的声音的磁带。然而她盼来的却是睛天霹雳。部队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我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有两点遗憾，一是我应该早点和他结婚，让他多享受一点人间的温情；二是我没能为他留下骨肉……”采访的军报记者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写她，让世人赞美她。部队领导却对记者说：“求求你啦，别写她了，还是让她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吧。在珍宝岛战斗中，有一们战斗英雄牺牲了，几年后，他的遗孀想改嫁，可部队领导反复做她的工作，叫她一心一意抚养好孩子，珍惜英雄妻子的称号。直到现在，她的女儿都上了大学，并且有了男朋友，而她还是孤身一人。”
解放军报曾刊登署名为胡世禄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郭喜梅是陕西省眉县人，共产党员，去年7月随军，在部队家属工厂当工人。她爱人张新奎申请去前线某部二连担任指导员。她积极支持丈夫上前线，担起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务，工作干得也很出色。今年3月，张新奎在战斗中为营救战友光荣牺牲。
张新奎牺牲后，留下了一个四岁半的孩子、因脑血栓引起下肢瘫痪的父亲、年迈的母亲和在前线腿部致残的弟弟。一些好心人见此景况，对郭喜梅说，这样一个家庭，你一个体弱多病的妇女怎么撑得起来，不如趁早改嫁，或是招个上门女婿。郭喜梅说，我要将孩子抚养成人，为新奎的父母养老送终。8月份，团里几位领导和家属来看望郭喜梅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郭喜梅说，我今年只有29岁，不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现实，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话一传开，营内外议论纷纷。有的人在背后骂她：“丈夫尸骨未寒就想改嫁，太绝情了。算什么妇女标兵，算什么党员！”有人当面嘲讽她：“先进当上了，荣誉到手了，当寡妇就不好受了是吧？”也有人以现身说法劝她：“我十八岁就守寡，几十年都过来了，你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改什么嫁，不如把孩子拉扯大，落个好名声。”婆婆听说了这件事，提出把孙子的户口迁走，还要郭喜梅表态，要改嫁也得守孝三年。甚至有些部队领导也在考虑，要是孩子喜梅改嫁，妇女标兵还让不让她当，评功评奖还评不评她。
郭喜梅含泪对笔者说：我有许多难处。我连小学都没读完，孩子整天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实在无法满足他。有天晚上，电灯开关坏了，半夜里我不想麻烦别人，自己去修，一下子让电击倒在地。生活中比这更麻烦更难的事多了，我想再嫁，是想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老人也过得舒服些，也好减少一点组织和同志们的麻烦，并不是为图清闲，民开新奎的父母不管……
战争是男人的事业。硝烟是男性的激素。
但战争却终终与女人的天性相悖。战争所给予女人的，恰恰都是她们最不需要的。尽管最不需要，她们依然是默默地忍受。
我们的伟大的母亲和妻子。
我们的内向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