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她还太年轻，还没有走到需要靠回忆来支撑自己生活的年纪。
但过往岁月却像一层繁殖旺盛的绿霉，充斥于麦子的大脑甚至每一寸神经，把她的思维侵蚀得斑斑点点，沧桑无限。因了这斑驳和沧桑的牵引，麦子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走在从市中心通向原毛纺厂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马路上，然后走到那座已经废弃多年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前。此时，从前的一切景象会重重叠叠扑进麦子的脑海，把她的思维淹没在机器轰鸣的喧嚣里。
当年毛纺厂扩建的新生产系统刚投产，工人们常常有加不完的班。彼时的麦子经常从这条水泥马路上走过，给加班的母亲送饭。其实母亲只是厂里的一名内勤人员，她原本用不着加班。大约重新获得一份固定职业的母亲对毛纺厂心存了无限感激，每次厂里有加班任务她都会主动留下来。那时，年少的麦子能够体察到母亲的充实与快乐，她愿意每天都能到工厂给母亲送饭，分享母亲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她和母亲获得了虽然依旧清贫但却安宁的生活。一种难得的安宁，短暂得仿佛还来不及体味。
如今，机器的轰鸣声早已远去，废弃的厂房变得晦暗，在大西北的萧萧朔风中将塌未塌，掩隐在一片枯黄的杂草丛中。厂房后面是浓密的沙枣林，它们同样显得荒芜，苍凉，也如同被这个城市遗弃了一般，空留一副扭曲、丑陋的面目供人嘲笑。
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毛纺厂是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始建于七十年代末期，设备工艺落后。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产品价格逐年上涨，纺织品的生产成本亦持续增长，再加上整个纺织品市场产能过剩，而他们生产的毛呢布料花色陈旧，已经跟不上服装行业的流行趋势，致使他们的产品找不到销路，生产经营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很长一段时间厂里发不出工资，只好将仓库里积压的毛料当做工资发给职工。
其间正赶上麦子放暑假，她每天都陪着母亲到各商场和服装加工店推销毛料，还在早市上摆过地摊。她们的困境，除了没有钱打发每天的日常开销，还包括在推销毛料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冷遇和白眼。
麦子清楚地记得那个晴朗的早晨，她和母亲刚到早市上把摊位摆开，城管所的人就驾着三轮摩托来了，她和母亲及许多小商贩一起被城管人员带到了一座两层高的灰色砖楼里。小商贩们一个挨一个地接受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的盘查，最后差不多都交了数额不等的罚款才被放出去的。麦子和母亲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她们很害怕，一直躲在墙角处。被带来的小贩基本上走光了，忙着开罚款单的那个中年男人才抬起头来恶声恶气地对麦穗说，你们两个不吭不哈，想留在这里吃中饭啊？
麦子抬眼看看窗户外面，已经艳阳高照，好像快到中午了吧？
麦穗看看女儿，硬着头皮走过去，低声说道：“同志，你就放我们走吧！”
中年制服男瞥了麦穗一眼，用一种让人脊背发冷的口气说道：“看着挺体面的一个女人，怎么净做违法的事啊？”
麦穗吓坏了，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们……犯法了？！”
中年制服男紧盯着麦穗，从鼻腔里哼出两声冷笑，厉声问道：“你有经营许可证吗？”
麦穗惶然地摇头。
“你有产品合格证吗？”
麦穗继续摇头。
“你有税务发票吗？”
麦穗还是摇头。
中年制服男大喝一声，说：“我就知道你没有，你也别装傻，更别把下一代影响坏了。今天不和你啰唆，快交罚款吧！”
但是，早晨的时候她们的小摊还没有开张就被带到这里来了，麦穗的确没有钱。在接受了中年制服男一番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批评教育后，她们只好将带来的两卷布料留在了这栋灰房子里。当时的麦穗一脸无助，她带着麦子灰溜溜走出那栋阴暗的灰房子，站到灼热的阳光底下，她才终于控制不住轻轻地饮泣起来。
以后麦穗推销毛料有了经验，她不固定在一个地方摆摊，而是蹬着一辆租来的三轮车走街串巷。麦子仍然跟在母亲后面。她们的三轮车直奔砂城各个低档住宅小区和平房区，把毛料卖给喜欢结实而又实惠的中老年人。那些买主大部分是家庭妇女，经济上的拮据使她们十二分地欢迎流动商贩，以期买到最便宜的东西。但麦穗发现，她的许多同事早就这样做了，他们不仅卖毛料，还兜售毛线甚至厂里生产的半成品——纱锭。麦穗却不明白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是蹬着三轮车单独游走在小巷深处，偶尔碰见了彼此不说话，眼睛里却隐隐闪现出狭路相逢的敌意。
这样的日子只维持了几个月，后来厂里的毛料“薪水”发完了，厂长说越生产越赔钱，而且也没有钱买原料，就彻底停产了。
连毛料都没的发，麦子和母亲不用再为了推销去受白眼，只能陷入无计可施和一筹莫展的生活。
又过了一段时间，毛纺厂忽然间传出一个好消息，说纺织集团总公司决定将毛纺厂与被服厂合并，进行资产重组。也就是说，毛纺厂的职工还有希望。所有得到消息的人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
在实施资产重组前期，有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到毛纺厂进行了一次视察与资产评估。毛纺厂的职工和家属们也都看到了，开进厂区的小轿车浩浩荡荡有一长队，他们的心情随着车队的浩浩荡荡和威武阵容而更加欢欣鼓舞。
接待视察小组的宴会几近挥霍。鲜活的野生中华鲟和大龙虾是空运到省城，然后由毛纺厂派专车从省城连夜拉回来的。
这是毛纺厂或者说毛纺厂职工能否重生的最后机会。厂领导们竭尽所能，给视察小组提供了最优质的也是最恰到好处的接待，以便能在最后关头为本厂职工也为自己谋点福利。这很容易得到职工及家属们的理解。有几个退休女工堆起满是皱纹的笑容说，该花钱的地方就要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又说只要能保住咱们厂，就是一年不发退休金也值了。当然，她们能有如此的思想境界完全是由于她们的女儿顶替上班成了新一代纺织女工。
那段时间厂里上上下下都很忙，且在企业经营决策者们的杯影交错间显示出一个小厂濒临倒闭前的繁荣，一种末世将至的繁荣。
毛纺厂的资产评估和清算大约进行了两个月，最终结果是，毛纺厂已经资不抵债，原本要兼并它的那家被服厂不愿意接收。集团总公司先决定将厂房连同设备一起拍卖。但那里离市中心太远，位置偏僻，而老化的设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就是拆了卖废铁也值不了几个钱。没有人肯为毫无用处的一堆废铁和一栋钢筋水泥房子花冤枉钱。最后毛纺厂的大门挂了一把铁锁，又贴上两张封条，厂子算是废弃了。
厂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毛纺厂的职工离开了那栋灰色水泥楼，各自寻找着各自的出路。原毛纺厂厂长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担任了某部门的副经理；厂里其余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下了岗，他们回家等待砂城下一个“再就业工程”的启动；另外百分之二十的职工分流到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些企业或机关。
就在此时，麦穗有幸成为那百分之二十中的一员，她被调到纺织集团总公司机关做了一名文员。
据说毛纺厂在资产评估期间曾经有几名出众的女工出席了欢迎领导的招待舞会，而麦穗就是这几名出众女工中的一员。还说出席舞会的人员都是厂长选定的，在那份人员名单中原先并没有麦穗，但麦穗找到了厂长家里。至于舞会背后的事情，除了当事人，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这是在下岗女工中流传最广的原本就名声欠佳的麦穗何以突然间能交上好运的一个版本。
在散布这些流言时，人们脸上没有因自己背时而他人走运表现出应有的愤懑，却展露出充满暧昧的笑意。
流言的另一个版本是：集团公司总经理陆思豫是土生土长的平安县人，与麦穗是同乡。而纺织集团公司在几十年的运作中形成了一个裙带关系枝叶密布的关系网，麦穗有幸成了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网眼。
一个小小的网眼网到了一条大鱼。人们依然笑得意味深长。
当然，麦穗对所有的传言还一无所知，她搬了新家，体体面面地做了纺织集团公司机关的一名文员。
而这些流言飞语在纺织集团公司子弟学校读书的麦子是知道的。
人们的议论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搬进新家后不久，麦穗的同乡和直接领导也就是陆思豫经理成了她们家的常客。
每次陆思豫来的时候，并不擅长烹调的麦穗都会竭尽所能张罗一桌酒菜。这也许算不得什么，人之常情，谁叫他是她们家的恩人呢？而每到此时，平时不化妆的麦穗都很精心地打扮了自己，还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毛衫，使她显得更加年轻也更加玲珑有致、光彩照人。
麦子不能忍受母亲突然之间的玲珑有致、光彩照人。她在母亲换下那件毛衫后曾偷偷地在毛衫上烧了一个洞。母亲以为是自己做饭时不小心落了火星在衣服上，就找出同色系的线把破洞织补上了，其织补之精细与原织物没有区别。
以后母亲做饭时总要套上一件工作服，做好饭再将工作服脱掉。
麦子也没有再找到对母亲有限的几件漂亮衣服下手的机会。
渐渐的，麦子受到了来自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的前所未有的鄙视。因为同学的母亲大部分失去了工作，即使有工作的亦不过仍然是每月挣三四百元的挡车工。她们见不得麦子在新学期里穿上了花格子背带裙以及她脚上那一双总是擦得锃亮的白皮鞋，当然也见不得她经常出现在学校文艺演出的舞台上，高扬起漂亮而骄傲的脸蛋在台上跳舞，好像庆祝她们家的胜利似的。
学校里的麦子逐渐被孤立起来。这是一个群体对个体的孤立，在这种群体的意志和威慑力的作用下，个体显得那样不堪一击。麦子用自尊和骄傲包裹起来的内心平衡最终被一些蓄意制造的“事件”打破：她的自行车轮胎会无端地被扎上十几个针眼；她的课桌里会塞满废纸或其他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还有她们家的窗户，有一天晚上突然横空飞来一双掉了跟的烂皮鞋，砸碎了两块玻璃。
麦子不想到学校读书了，她甚至希望自己重新经历与母亲一起推销毛料的日子。虽然在那样的日子里也会遭受白眼，但赠与她们白眼的人并不认识她们，这在心理上要容易承受得多。
希望归希望，所有失去的无论是美好的还是困苦的时光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也就从那时起，麦子和她的同学的母亲们一样，开始鄙视那个叫麦穗的女人。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麦穗，我恨你！然后麦子哭了，流着无声的泪水。
泪水洗刷不掉心中的蒙尘，却坚定了麦子对母亲那无可救药的仇恨。这种仇恨像她手里挥舞着的一把利刃，一次又一次伤害母亲也伤害着自己，以至到最后把那个因爱而遭受苦难的女人逼入了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