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