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八章 历史的诉说
历史不能重演。历史学家并不因此而停止假设、推论等工作。历史学的许多意义就在其中。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便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当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其相对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当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马上就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作为一中国人，我不能回避这些驳难。于是，我思考了很久……
由中国海东望，迎着太阳，是东亚的另一重要国家——日本。在这个中国人眼中位于日出之地的民族，对他们视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千多年来，他们向中国学习了许多，以致被公认为属于汉文化圈之内的国家。
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与清朝同样的麻烦。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军舰4艘由上海驶入东京湾。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动，不亚于13年前英国军舰开抵大沽口。掌权的德川幕府面对着培里送来的国书，其神态犹如道光帝手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不知所策，采取了软弱的姿态，约定次年再给予答复。由于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美国战舰被油漆为黑色，时人称之为“黑船事件”。
第二年，培里又来了。这次带来了7艘军舰，装备更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条件，签订条约，被迫开国。
缺口由此被打开，西方的洪水汹涌直入。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权益。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
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由此而论，我的假设，即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英方缔约，只是“事后诸葛亮”的一种策略选择，在当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问题由此而转入下一层面，清军将士在战场上付出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让我们按照本书人物的出场先后，依次看看这些本应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战后的表现。
琦善于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秋后勾决。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由于奕经的反对，改往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1842年3月，张喜曾见过他，而他对张喜的局势判断，“深以为是”。
至战争结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实推翻。穆彰阿等人设计援救，授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召对时说项，道光帝意允。1843年1月，旨命琦善为四等侍卫（从五品），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治所在今莎车）。未及到任，又于4月授二品顶戴，调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没过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为二等侍卫（正四品），充驻藏办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顶戴，迁四川总督。1848年发还头品顶戴，迁协办大学士。1849年调陕甘总督。琦善终于官复原职，道光帝也曾言及对他的评价：
“何事未曾办过”一语，似乎包含着对其鸦片战争中表现的理解。
道光帝死后不久，琦善又倒运了。1851年因为青海滥杀无辜而革职拿问，发往吉林效力赎罪。没过多久，因太平军兴，以三品顶戴署河南巡抚，继以都统衔授钦差大臣，主掌江北大营。1854年，卒于军中。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厄难，是不值得欣赏的。
林则徐于1841年6月旨命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因黄河决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办河工（与琦善定谳同时）。堵口合拢后，仍发往伊犁，至1842年12月来到惠远城。他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其具体差使，据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奏折，为“派在粮饷处当差”，又据林则徐书信，实为“终日萧闲，一无所事”。西陲的生活很艰难，据林的书信和日记，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则徐对战局的发展十分关心。虽说其“水军”建策不切实际（详见第六章），但对双方在军事上的差别，有切肤感受：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虽谈不上是完整的救国方案，但也表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进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记载的一页。
到了伊犁之后，林则徐变得消沉起来，最关心的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自己复出的可能。这本是当时官场的职业病，无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写给陕西巡抚李星沅的两封信，可以看出明显的情绪变化。前信称：
后信谓：
这或许是林觉得李不够贴心，未吐心语，但1843年1月给郑夫人及长子的一信，大概是心里话：
较之他人的命运，林似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庆幸。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说给焦虑的家人听听的宽心话。我们不能说林在伊犁无心倾听来自东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视这些消息，但他却再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被罪之身，需小心谨慎，或许林认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1845年初，林则徐得到一个机会，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垦荒情况。这一转机出自伊犁将军布彦泰的保举，也表明道光帝对林的态度开始变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进京，以四五品京堂补用。12月，又命不要来京，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邓廷桢，出任陕西巡抚。1847年5月，再迁云贵总督。1849年9月，林获准因病开缺。1850年4月，他回到家乡福州。
从遣戍到总督，林则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别有意思的是，林几次迁转，道光帝都不依惯例召其进京请训。是自觉有负于林，或尚不肯原谅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则徐一复出即获奏事权，至今仍留下这一时期的大量奏折，君臣之间有着笔墨交流。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定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依照这一思路，他复出后应当有所建言，应当有所行动。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但主要围绕着平叛等传统事务，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方向走。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林则徐在广东了解外部世界的种种举措都不事声张的，今人得以知情，全凭历史学家的史料钩沉。然而，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对其开眼看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难作准确评估。从他对战争判断失误来看，似未有透彻的了解。
今人称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的思想，主要源于魏源《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著名命题（后将介绍）。但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无直接证据。至于他在广东购买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来作为证明。在林之前，虎门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购买的洋炮，在林之后，奕山主粤时期，行商捐建西式战船、仿制西式兵器的规模又大大超过林。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这可举神光寺事件为例加以说明。
由于南京条约中英文本歧意，外国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1845年，英国外交官进入福州城，但英国民人被拒之城外。1849年广州反入城斗争的胜利，使清朝上下大为振奋。1850年2月，咸丰帝继位，在对外事务上表现出不同于前的强硬姿态。6月，两名英国人来到福州，托英国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内神光寺房屋，租契并交侯官县令盖印。此为英国民人首次进入福州城。刚刚回乡不久的林则徐，闻讯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林再次上书，一连串提出十二个问题，表明他不惜为两名英人入城而引发一场大战。为此，他还向徐继畬表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此外，他又联络闽籍言官上奏，酿成一时大案。
如何看待外国人入城，当时的价值观念与今天迥然不同。可作为战后林则徐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又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就组织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广缙、叶名琛的再现，而不惜用武的轻率姿态，又说明他并没有吸取上次战争的教训。历史已经证明，用这种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丰帝便欲召林则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后，广西“会匪”大作（时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丰帝于1850年10月命林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11月5日，他由福州启程，22日至广东普宁，便病逝了。民间传说为行商派人下毒谋害，未能证实。林则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聪彝笔录的遗折，仍是臣子对君主的一片忠诚，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新气象。
道光帝得到英军退出长江的消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两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天下终于太平了。他对此的第一反应颇合其禀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军，以节省浩繁的军费。
由林则徐辑录京中来信而编的《软尘私议》，其中一则描绘了战后北京景象：
这些自然与君主的好恶相关。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牛鉴逮问后，他又将奕山、奕经、文蔚等前敌主将送上刑部大堂，统统定为斩监候。他在内心中认定，战败的原因在于这批奴才未能实心实力办事，“天朝”的厄运在于缺乏忠贤智良之臣。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记中写道：
尽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认一条错误，“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奕山于1842年10月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停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欣赏，命奕山将图样交闽、浙、苏三省官员参考。然造西式战舰有材料、技术诸难，更有经费之艰，各地官员假词推托，他便不再追问。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