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六节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举行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局、室以及组等等，也是要求每个单位来一位主要负责人。这也是一个长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由于与会者都是住在北京，可以开会工作两不误，因此不住宾馆，实行上下班的办法，而且基本上只开半天会，星期日休息。这与中央工作会议不同，后者根本没有星期日休息这一条。
务虚会的地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国务院这样的机构有四五十个左右，加上工作人员，会议室里坐有六七十人。那间会议室左右好几排人坐得很满。会议从头至尾由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也一直参加。
这个会议的性质是务虚会，不做决定，要求围绕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自由发言，国务院的经济业务机构都准备了书面发言，发言稿有的署上负责人的姓名，有的没有写上，但都在单位里研究过，是集体的作品。这样的书面发言，开会期间陆续交到会上，各单位都是讲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事情、本单位的问题，多数是全面地讲，也有专讲一个问题的。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集体写了一篇文章交卷。
这些书面材料一般都很长，不要求在会上宣读，那样很沉闷，要求提纲挈领地说一下，而且可以离开稿子讲别的。比如姚依林(那时他是财贸小组的，这个组准备的稿子是关于降低粮食价格的，可是发言中心是进口粮食的问题)。讲话可以随便提问题插话，开得很活泼，大家讲了不少见解，讲出了不少改革思想。这样开到9月9日，李先念做了一个总结，把大家的意见做了一番归纳，其中就包括一些改革思想，比方明确地提出要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大家都很满意，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时，华国锋、叶剑英也认为很好，叶剑英还认为这种务虚会的形式很好，主张再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后来决定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那一天，除宣布讨论农业问题、两年计划问题之外，还宣布了一个议题：讨论李先念在两个月前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我是那次国务院务虚会的参加者，了解这个会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会的确值得重视。
对这个会有好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
(一)在这个会上对过去经济工作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搞“长官意志”进行了批评；强调了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性；指出一定要实行按劳分配，重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提醒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讲求经济效益，反对不算经济账。
(二)在这个会召开前不久，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们根据考察中了解的情况，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介绍。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我国是有很大启发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的这个报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受到很大的重视。不过还有人对南斯拉夫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某些怀疑，但大多数人赞同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观点。当然南斯拉夫实行的那一套社会自治制度，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代表团也并没有主张要学南斯拉夫，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的做法，而应该对他国的经验很好地研究。
(三)在这个国务院务虚会召开之前不久，谷牧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回国后写了一份报告拿到这个务虚会上。这个材料在会上也引起注意。那个报告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西方国家的经验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而认为西方国家的好经验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我还记得，谷牧在报告中讲到法国的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自己的儿子去经营。为了保证农场经营得好，政府规定，如果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在农业学校毕业，而且在毕业之后在不是自己父亲的农场实习两年，取得考核及格的证书才行。这使得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
(四)在这个会议上国务院研究室还提供了一篇题为《要按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三人合作写成的。其中关于要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要明确认识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的需要、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部分是于光远执笔的，三人讨论后意见一致。关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采用于光远一本书中的观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部分是马洪写的，胡乔木对整篇做了一些斟酌。
(五)在这个会上还有不少有启发性的发言，姚依林就引用了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讲我们今天既然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要懂得它们的那一套。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经济学家接触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早，但一直没有能够引起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重视。在“四人帮”被粉碎前要最高领导层接受改革思想，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以前我们也使用过“经济体制改革”的语言，如说改革税收体制、劳动体制、价格体制、物资体制等等，以致有时人们说20多年我们进行了多次体制改革。但是国务院务虚会上讲的改革思想，不是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那些。
虽然，60年代苏联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有些国家并且开始了改革的实践。我国也有了自己惨重的教训，有了不再把苏联的体制奉为神明的思想。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在性质上开始有新的东西，应该说是始于这次务虚会。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性质上新的东西，才引起最高层中某些领导人的重视。邓小平不必说了，除他和主持这个务虚会的李先念外，叶剑英副主席就特别重视这个务虚会。他听了这次务虚会的情况后，认为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
不过，人们必须承认，那个务虚会上关于改革的思想是很初步的，改革的目标还很低。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的语言只有：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这一段话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些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在这一段话中，根本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未涉及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未涉及股份制问题，未涉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未涉及在一个国家内同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各地区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的问题。在当时当然不可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时能够在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这个议题时，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总可以取得比在公报上所写的更多的内容。但是中央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有更加迫切的问题需要提出来。因此虽然会上也有一些发言讲到这次国务院务虚会，但并没有去讨论这个务虚会上接触到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参加过这个国务院务虚会的很少，李先念的讲话显得也比较平，华国锋也没有对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做什么说明，更没有提出要在讨论这个议题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因此会议出席者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往往和第二个议题即关于两年计划合在一起讨论，而且没有讲出多少有关改革开放的内容。公报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文字是起草者根据会上并没有充分展开的意见概括出来的。我认为应该承认公报起草者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公报是三中全会会议参加者正式讨论并且通过的，应该承认它是会议的一项成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参加过这个务虚会的各部门负责人，也没有就改革开放发什么言，虽然认为国务院务虚会很重要。我也没有利用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介绍那次务虚会的成果，加深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还是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面。这个会议在取得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突破后形成的局面，使得改革开放在会后很快取得了进展。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还是应该很好地讨论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的，应该多讲一些改革的问题。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这么多次发言，都没有专门讲一大篇改革，这不能不是我工作中的缺点。
现在大家都说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要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三中全会前那个中央工作会议，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更不能说这两个会议对改革开放的问题解决得很透彻了。从这一节和上一节我所讲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情况并不是那样的，尤其关于农村改革，会议通过的文件还特别做出“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而实行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三中全会后，按照公报上那些要求所进行的企业方面的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而农村改革在万里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进一步实行了大包干。
在这里，我们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不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纪念三中全会时充分评价三中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意义，不妨碍我们说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这两个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
三中全会把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的1949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的整整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实行改革。在前30年中，从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到1956年用4年的时间进行了一个匆匆忙忙的不像样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从1957年到1978年这21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也是个畸形儿。如果说这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这20年就是一个起始阶段，是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生活穷困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改革阶段。在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政策措施一个一个地出台，改革一层一层地深入。改革取得成效，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起点在哪里？就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对改革开放的意义、范围、深入的程度认识不足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前进。即便前进中有某种犹豫和曲折，能够克服这种犹豫和曲折，最后还是能够前进，也是好的。这一改革事业的胜利起点，便是20多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会议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过会议建立起来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是值得我们长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