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结束语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

上面我叙述了1978年我所经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最后我想写这么一个结束语对这次转折做一个概括。 在做这个概括时，我不能不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是对三中全会——我还是想更准确些说明“那个由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它做了充分准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第一个历史意义评价的正式文件，应该给以必要的重视，对之进行研究。 在这个《决议》的第26节写道：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决议》唯独指出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离三中全会闭幕只隔两年多就做这样的判断，可见这个历史转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那次历史转折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当然也更具体、更丰富。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对那次历史转折做进一步的论述。

我有这样的基本观点： 第一，我认为讲那次转折，不能仅仅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转折，还要说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虽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执政党，领导着争取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是同步的、一致的。《决议》上说的那句话，应该承认是正确的。我认为还不那么好，因为党的历史同中国社会的历史，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引起中国社会进步历史的伟大转折，才说得上是伟大的历史转折。 第二，我们论述的那次历史转折，是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就由1978年那两个会议的会前、会后的社会都属于怎样的历史阶段所决定。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比如一次会议，它的历史意义仅仅从它本身来看是不可能讲透彻的。

1981年的《决议》，从它对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后史实的叙述和评价中，提供了对上述两点作出论证的材料。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一致性缺乏深一层的考虑，使得《决议》当时对那次历史转折虽然使用了“深远”和“伟大”这样的字眼，但看来还觉得缺乏理论的高度，从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发生在1979年的理论界称之为“阶段风波”的事件。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是苏绍智、冯兰瑞两位向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提交的论文。这篇论文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只能说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这篇论文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这两位否定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引起了一场风波。我不想在这里评述这场风波。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得不提到这件事，那是因为《决议》的主要执笔者胡乔木，不但不考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和中国社会历史上转折的一致性，重视苏、冯两位的科学论文提出的问题，支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学术讨论，反而在《决议》中不指名地批判提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两位学者。《决议》对那次历史转折讲得不充分，同胡乔木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语言，写进了那个《决议》，是我和胡乔木争论的结果。我站在苏、冯两位学者方面，反对在《决议》里写进针对他们提出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不过我认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比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好，主张党中央应该肯定中国还处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认为一定要承认讨论这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重要意义。 经过尖锐的争论，才在第33节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总算在党中央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决议》写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这几个字，但对这我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在《决议》里这个提法是有“尽管”两个字，而且是把“初级阶段”作为批判任何否认“毫无疑问”的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陪衬物写进去的。把1956年到1978年这22年那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中国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对我来说是很勉强的，并不是“毫无疑问”。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节中写了这样一句：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这部分写进这样一个句子还是由于我提议，并得到胡耀邦同意的结果，那一次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到这时前进了一步，不再是陪衬物，但还是没有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才开始把它作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观点，写进了党的决议。 现在我试图运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论述那次历史转折。 在1981年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时，我感到在1956年过早地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的确很难命名。考虑再三认为无以名之，只好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社会。但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呢？生产力水平这么低，生产水平也并不真正先进，只好把它看作一个在母胎中未发育成熟、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的早产儿。一个早产儿如果特别精心护理也有可能生长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儿童。可是此后对它的护理又极为不当。党的八大开得总还不错，可是八大路线只实行一年左右就被抛弃了，在1957年夏季起开展反右派的政治斗争。对这个早产儿不是去精心护理，也就是说，不去从事建设，而提出了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那些年这个早产儿吃了一副又一副的虎狼药，激烈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8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完全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顾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大的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又掀起那场对彭德怀的斗争，下山之后，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随后又是大规模的所谓农村和各个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终于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积极生产成为“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并且专门制造了一顶帽子——“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被认为会产生新资产阶级；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忠诚地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和好些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有元帅大将军衔和担任过中央常委职务的人，也备受迫害，有的甚至死亡；有的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不能正常工作，处在“准打倒”的处境下，或者被冷落在一边；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帮”掌握党中央大权，胡作非为。

在1957年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由于社会上原来的许多渣滓起来造反，同党内极少数投机分子一起在各地横行霸道。实行这样的路线方针，使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四伏，而党中央的领导还在不断加深这个危机。当时社会上乃至党内的一般和高级干部还不清楚掌握党和国家权力的人已是一个年老、体衰、有严重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实际上已被“四人帮”一伙操纵控制、自称是“一个供展览的偶像”的最高领袖。这时候中国的命运危险，实实在在地走在亡国亡党的道路上。 如果说，从1957年反右派开始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粉碎前的20年时间内的中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就是一个经济停滞、政治动乱、文化凋敝、人民穷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这是一个具有非常特殊规定性的阶段。到那时，仅仅说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早产儿，已经不够了，早产儿只说明它出世前的情况，没有说明它的“成长”情况。在那20年中它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畸形儿。而且是十分孱弱、面临夭折的畸形儿。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果断地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被粉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使我国有了新的转机。从“四人帮”被粉碎到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两年中，对“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揭发批判，一大批在“文革”中受迫害受压抑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建设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中国的错误指导思想，还远远没有彻底纠正。党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都还在强调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言论。针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正“文化大革命”中做出的错误决定的呼声，当时党中央还要求干部和群众“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看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可是那时正因为这样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越来越多了，因此当时的党中央要大家站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说那样做才是正确的态度。可是那时人们已经不听文件写的那一套了，何况文件上已经宣布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

尽管如此，党的文件——比如党的十一大报告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些话，可以被坚持“文化大革命”的人所利用，鼓励他们抵抗拨乱反正。在一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上，有人反对我讲批驳“四人帮”的名言，就引证了十一大报告。而且这些做法可能给想再搞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以“理论”上的武装。因此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8年12月的这两年，我认为可以看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阶段(起始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改革阶段)二者之间的过渡阶段。从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进入“改革阶段”。 1978年的这两个会议，说近一些是从这个过渡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说得远一点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折。

从1978年到现在又过了20多年。离开三中全会闭幕的时间越长，三中全会作为伟大历史转折点的意义也就越明显。 上面我写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改革问题讨论得并不是很多，中央工作会议的热点，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是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是要去纠正党内若干重要高级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是要求改进党中央领导机构等等，这些是当时必须迅速解决的问题。同时，三中全会所确定下来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其影响是长期起作用的。 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中国的经济文化取得越来越大的发展。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说我们都是崇尚理性的科学家，感性认识还感受不到的事物，理性可以先认识到。对中国的这个进步我仿佛已经用眼睛看到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接受我的看法，问他们的认识是否同我差不多。那几位教授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果真如此，三中全会后中国建设发展得很快，在北京街上很快地有了变化。至于有些改革开放走在前面的地方变化更大。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尤其是深圳，它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次常委会听各分组召集人汇报的会上，论述可以先好起来的第一个说到的地区。而深圳这个地方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就从平地上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在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中发生过的事情不少，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不想谈论这些问题，我只想最简略地写一点关于这20多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党的十五大这段时间内历届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会我都列席了(十二大我是出席者，十四大和十五大后的各次中央全会不再出席，十五大我列席了)，我就想通过对每届代表大会写几句，来描绘这个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阶段中改革与发展的面貌。 1982年的十二大是总结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六年历史性胜利的大会。这个会的使命是进一步肃清“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因素，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会议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改革方面，肯定了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二大前党中央已经肯定农村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二大以后中央发了好几个文件肯定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个改革。十二大报告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而学术界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议未被采纳。文件只允许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由市场调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1987年的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加深改革，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对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把它作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十三大表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根据中国的国情，强调了商品经济的充发发展，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十三大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 “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指出： “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十三大在阐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确立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道路上，与1978年和三中全会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接着就是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十四大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从原则上解决了我国经济体制中一个最重大而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正如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按照传统的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南巡讲话针对这种传统观念，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十四大认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突破。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方面又有突破，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转折的意义，就是经过20多年这样的历程不断显示和发扬光大的。 对三中全会这个历史转折，还可以从三个“30年”来说。事情很凑巧：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多不少正好30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30年，这是第一个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多不少也是30年。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30年。我预想也希望还有第三个“30年”：即从1979年到2008年，基本上完成这一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2008年制定改革后的第一部宪法。 从1979年改革开始到1992年十四大经过了十四年(30年的近一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确立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市场经济取得了共识，这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一个重大的、也许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胜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解决所有制结构的问题，一是解决分配问题。关于这两个问题，十五大、十四大乃至更早的十三大、十二大都有所涉及，但没有从根本理论上获得解决，还需要深入探讨。 我认为从现在到2008年，还有10年的时间，这两大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求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是可以做得到的。当然，在10年中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时间也是很紧迫的。而且由于对这两个问题深一个层次的理论研究得不够，理论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看不出这种问题彻底解决的时刻表。但我只是说基本完成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说完成整个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我没有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要在这期间完成。即便是对经济体制改革，我也只是说基本完成，而不是说完全完成。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改革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就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这就是说，我对这第三个“30年”的说法是留下很大余地的，也许还需要第四个30年才能走完这场改革的路子，再制定第二部改革后的宪法。 三中全会后开始进入的那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个阶段，也许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过渡阶段。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又会有一个新的转折。那个转折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个转折，完全是另外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里的事情，它同我们现在正在讲的事完全是两回事。当然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上面我已经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43天的过程(中间包括两天休息)大体上按照时间次序叙述了一遍。其中对三中全会写得很简单，只用了短短三节，这是有下面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三中全会举行的时间很短，只有12月18日到22日5天。这5天中的第一天即12月18日，会议安排整个白天代表们——主要是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员们——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18日晚上召集了一次大会，不算开幕式。因为阅读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三中全会的正式的重要议程。会上华国锋只是简单地将会议的开法告诉到会的同志，算不得主题报告。12月18日这一天会议也就没有简报。 19日开始分组讨论，开始发简报。各分组会上的发言，不论我在西北组听到的还是在各组简报上看到的，没有什么超出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的内容。在三中全会的分组会上我没有再做什么发言。我在会议上的身份，不便在会上发言，我也没有发言的愿望。关于三中全会值得写一写的是讨论和通过《公报》，(这个公报主要内容大都是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过的)以及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问题。我虽然也想对三中全会多写一些，但是认为可以写、需要写的东西不多。 我写这本书主要靠我的记忆。当时也记些笔记，但我的笔记本写得很乱，成了只有我才能看得懂、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懂的东西。我这个人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一般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有人说我的记忆力很好，但也有一些本来应该记得清楚的事情模糊了。为了写这个追记，我也找了一些同志帮助我回忆了一下。我真希望有关单位出一本中央工作会议资料，20多年前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了。如果把当时的资料公开出来，就有可能把那段历史说得更准确。 近来我发现，20多年的时间虽然并不长，可是今天很多人对20多年前的事已经不那么清楚了。比如许多人只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再具体一点的情况就完全不知道了，连三中全会前开了36天中央工作会议的事都不知道。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讲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可是不了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不阅读有关文献又怎么能永远坚持下去呢。 我在写这个追记时也希望看到更多材料，也感到有困难，我只有一个便利的条件，那就是我是一个当事人，我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而且看到了一些并非第一手材料，自信还有一种判断力，可以对有关事实做本质性的叙述与判断。 在这追记中我随时写出自己当时的观察，我没有也不打算做肤浅的纯客观的叙述。我想既然我是一个积极参加过那次转折的人，当时我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本身也属于历史真实的范畴，把它们写进去也是求真求实所必需的。 但是我对这篇追记还是不那么满意的。第一，我所能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毕竟少了一些。第二，一个人的记忆也总会有某些差错，会有不完全的地方。第三，有一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做比较完整的叙述又应该设法掌握。还有一点，我开始做这件工作的时间太晚了，写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免不了比较匆忙。因此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对之做一些补充与修订。 首先我希望看到这个追记的同志发现有何处与事实不尽符合，或者我的看法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客气地告诉我。同时我也打算继续搜集资料和找一些同志一起回忆。我了解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健在的还不算少，他们会记得不少事情。现在我来不及向他们请教，以后还打算接着做，我认为自己也还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比现在好一些。同时我毕竟太老了，有一个力不从心的问题。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老同志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他们会记得许多我本人不知道或者已经忘记的东西。 虽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人许多人年龄也比我大，但是我希望他们量力而行去写一些，或者接受年青人的访问，口头上提供资料。 总之，回忆要靠老人，而历史的研究不能全靠甚至主要不能靠老人。现在已有一批年轻的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可以运用科学方法，不辞辛苦地去搜集资料，努力工作，我完全相信他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应该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给他们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