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傅作义回到北平后，中央说将把在保定、怀来、张家口、天津等地作战时被俘的所有傅作义部高级将领送到北平，让他们回绥远去。
傅作义在自己家里接见他们时，感慨不已，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回来了就好，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都走上了正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你们回到绥远要多做点工作，争取将来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解放军晋绥部队一部和董其武的一个团在绥东陶卜齐附近发生了交战，虽是小规模的战斗，却引起了双方领导人的关注。
董其武将此事报告了傅作义，傅作义又如实报告了毛泽东。
双方正在接洽和平起义的大事，再起战事就很难圆场了。毛泽东对负责军事的周恩来说：
“绥远的事不能太急，现在我们的人与他们打起来，后果不好。董其武此人本来就对和平抱有忧虑嘛，要让我们的军队停止前进，不要打人家嘛。”
周恩来问：“我们的军队是否撤回来？”
“可原地不动，你要设法告诉董其武，让他不要怕，千万不能上别人的当，将军队拉到西部去。”
“绥远的事拖下去不行啊！”
“还是再拖一下嘛，我们只能采用围而不打的方针，这样给人家一点时间好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主席，参加过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部分人员，有愿意去绥远的打算，怎么办？”
“还是让他们去，还要发给路费，他们回去了可以帮助董其武下起义的决心，对我们很有利。”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一万多人离开解放区回到绥远，而且还有解放军护送，这的确说明了共产党倡导和平的诚意。
1949年4月。
国民党在华北、西北的残余势力已面临着危机。
4月23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已解放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
4月24日，山西太原解放。
这时中央已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
经过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通过了《绥远和平协议》案。在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中共方面的代表既坚持原则，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出让步，使协议得以顺利达成，其内容为：
划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线在陶卜齐附近的古板乌素分向南北，南至黄河北岸的喇嘛湾，北至四子王旗。规定双方都不得超过这条临时分界线。
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人民可以自由来往。
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
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保持社会安定。
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文化上的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
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绥远，协同执行协议，推动绥远和平解放。
虽说签订了这个协议，但执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当时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地方武装加在一起共有6.5万人，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很不一致，有部分中下级军官是不主张董其武率部起义的。
起义工作还没有成熟，傅作义十分担心，于是他向中共华北局说明自己的想法，准备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绥远帮助董其武做工作。
这个工作组名义上以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出现，实际上所去的人全是傅作义选的代表，主要负责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王克俊。
此人曾在北平起义时充任傅作义的首席联络官同中共接洽，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颇得傅作义赏识。
他奉命离开北平时与傅作义作了长谈。
他很谦虚地问：“我去了怎么工作？请你指示。”
傅作义放下一张报纸，笑着说：“你有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问题就好办了”
“但目前绥远的形势比较复杂。”
“不要怕，要有信心。董其武与我共事多年，是我的老部下，政治上绝对听我的，你也许知道，我发表《通电》的第二天，他就专程从绥远飞来，报告他那里的情况，他是拥护和平的。”
“听说其他几个人态度还不明朗？”
“你说的是孙兰峰、刘万春等人吧？”
“就是。”
“这个孙大头我是了解的，他与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是个将才，很会带兵打仗哩，作战勇敢，就是不太关心政治，现在省党部特务有意拉拢他，你要向他讲明利害，让他明智一点。”
“他的工作可以做，但那个叫刘万春的人听说不好对付。”
“此人是难缠一点。他原是徐永昌的部下，当过独立旅参谋长，是1937年调到我手下的，历任师参谋长，绥北游击司令，暂编第17师师长、第35军副军长，也很能打仗，就是私心太重，他私吞军饷，贩卖大烟，我本来是要处分他的，但当时董其武与他私交很深，出面保护，我才放过了他，后来他又在蒋先生那里活动，为我们部队要了不少东西，是个人才哩。我离开绥远时，董其武又大力保荐，我就让他当上了111军军长和包头的警备司令。”
“此人兵权在手，不得不防啊！”
“是的，他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他与宁夏的马鸿逵关系非同一般，他有可能不听董其武的，向西北靠拢，你去了以后，要提醒其武，对此人多加防范，要设法孤立他。”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王克俊等人于6月17日到达归绥火车站。
前来接他们的是刘万春。
王克俊对他说：“刘司令，我们准备进城，请你关照一下。”
刘万春弄来一辆车，说：“前面路不好走了，就坐这辆车慢慢走吧。”
天色向晚，凉风扑面而来。
王克俊刚坐上车，刘万春又走过来问：“听说我们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协议。”
“对，双方签了一个文件。”
“那就拿来我看看吧？”
“放在车上的包袱里了，不太好取，进城后我拿给你过目。”
刘万春很不高兴，阴沉着脸说：“你们那个文件我虽没有看到，但有可能是一个投降书哩！”
王克俊说：“不能这样理解，所有条款都是我们提出来的，中共方面没有提任何意见就同意了。”
“是这样么？不瞒你说，现在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那个协议最好暂不要公布为好。”
“为什么？”
“要不然，会引起事端。”
“刘司令的态度如何？”
“我服从董主席和傅总司令的。”
“我来时傅先生对我说，目前绥远的问题，惟有万春兄方可信赖。”
“傅总司令过奖了啊……”
此时这个兵权在手的人却变得相当得意。
那天晚上，王克俊将《协议》内容向大家作了报告，希望董其武站稳立场，带领绥远部队和政府过好这一关，董其武仍有点担心。
他对王克俊说：
“现在这里的情况也很复杂，孙兰峰和刘万春对和平都不太支持。”
“孙兰峰的工作比较好做，主要问题在刘万春身上，你要加强对他的影响，力争把他争取过来，这也是傅将军的意思。”
“那我就试试看吧，希望你代表傅将军与他谈谈。”
“我一定找他谈。”
王克俊带领工作组在绥远活动了几天，发现刘万春还比较友好，于是就找机会与其长谈了一次。
谈话是在刘万春的司令部进行的，气氛比较好，绥远上下虽说出现了混乱势头，但刘万春很会办事，他的身边常有客人光临，与董其武相比似乎要活跃一点，这也充分证实了此人的特点。
王克俊将那份《协议》交给他又看了一遍，但刘万春显得很沉静，没有明确表态，好像对这事不是很关心。
王克俊说：“傅将军希望你在绥远和平问题上多做工作。”
刘万春说：“我对绥远的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力量开展工作，各师师长都听我的。”
“你本人对和平有什么看法？”
“绥远要走和平之路，董其武是唱白脸，孙兰峰是唱红脸的。”
“你唱什么？”
“我嘛，是唱花脸了。”
“我准备带人到你的管区归绥去，请你定个日期，我们好动身。”
“我本人是欢迎你们去的，但时间太紧张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认为何时合适？”
“先不着急嘛，我劝你们不要乱走动，这里也不安全啊。”
“没有什么关系。”
“不能太大意，现在新城一带常有人持枪等着你们呢！”
刘万春说这些话的用意是想阻止联络处开展宣传工作，这一迹象表明他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边的。有一天，他竟公开到董其武的公馆说：
“绥东那边的人来了以后，要把他们的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他们到街上去，否则出了事我就不管了。”
董其武回答：“缴人家武器干什么？还得相信人家嘛。”
“现在我们这里共产党很多，不得不提防，应该向共产党讲清楚，如果他们的人再公开活动，就有人要收拾他们了。”
董其武很生气，说：“你不要乱讲了，现在局势很不稳，你作为一名老军人，应该带头维护社会安定嘛。”
刘万春自讨无趣，骂骂咧咧地走了。
绥远的局势仍在变化。
王克俊深感压力很大，他只好对董其武建议说：“刘万春很靠不住，现在孙兰峰还掌握着一部分军队，应该向他谈一下，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董其武说：“这个可以，我可以将他叫回来，安排与你会面。”
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整天听到的是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思想波动也很大。被招回董其武公馆时，对和平也没有明确表态。
王克俊对他说：“你是傅将军最喜爱的将领，和平之事是他亲自倡导的，希望你能帮董其武一把，做好这件大事。”
孙兰峰很忧虑地说：“你们与共产党签订的那个协议能否执行，依我看很难说呀！共产党对我们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策略，将来前景如何，一言难尽啊……”
“请你不必担心，绥远的事还是由董其武和你们自己做主，共产党绝不干预，而且还允许将所有军队全部改编，仍由你们自己带。”
“傅先生是什么用意？”
“他当然同意了。”
“现在我们见不到他，不知他的处境如何，有没有人身自由？”
“傅将军仍生活在北平，完全是自由的。”
“我对傅先生的情况很不了解，不放心呀！”
“希望你能对协议表明态度。”
“我不能表态，只有听了傅先生亲口所讲的意见，我才能表态，否则不好办。”
董其武掌握不了军队，绥远的问题变得很复杂了。
有不少人对傅作义的处境不了解，认为是被解放军软禁起来了，他们明确说关于绥远问题要等见了傅将军的面才能定夺。
王克俊的工作成绩不是很大，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这里的情况如实向傅作义做了报告，建议他适当的时候亲自来一趟，因为这些中高级军官，只有他才能压住。傅作义一直为绥远的事担心，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详细汇报了绥远的局势，其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