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双清别墅。
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上午，周恩来陪同张治中又一次走进这个小院。
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着灰色中山装站在门口的一棵红叶树下迎接他们，红日映照着红叶，红叶映衬着毛泽东，当他们三人站在这里互相握手时，富有诗情画意。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请你来，一是谈论新疆的问题，二是观赏红叶，你看这里的红叶多么壮观啊！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张治中说：“主席不愧是大诗人啊！”
“什么诗人，与大家比还差得很远呀。”
他们三人说说笑笑进了那间书屋。
毛泽东侧身对张治中说：“新疆和平解放，是你帮了我们的大忙。”
张治中摆手说：“主席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
周恩来接着说：“文白先生功不可没，我们共产党永远忘不了你。”
“这么大一个地方，没有放枪炮就解决了问题，没有你文白先生的努力是不行的。”毛泽东开始抽烟：“事实证明，新疆各族人民是拥护我们共产党的嘛。”
“这都是你们的政策英明，离开这一条，就不行。”张治中接过警卫送来的茶说道。
毛泽东将烟从嘴角拿下来，夹在手指上，讲道：
“你对新疆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共产党要经营好这块地方，就得听取各方面意见，今天咱们三个人就谈新疆问题好不好？你有没有什么设想，我想是有的。”
张治中放下茶杯，望着毛泽东说：“想法是有，但不一定合适。”
“没有关系，我们是谈嘛。你先讲，我和恩来听。”
“还是主席先提一个问题，我顺着你的思路谈。”
“还是请恩来提问题，我们一起商谈。”
张治中回忆说，在这次谈话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民族自治问题。我认为最好先组设民族自治筹委会，至于筹备工作需要的时日和具备什么成熟条件就实行自治，可由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妥商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定。
毛主席表示可以这样做，原则上一切根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去处理。
第二是关于改组省政府问题。我建议由陶峙岳、包尔汉和伊宁三方面会商提出新名单，由中央核定发表。毛主席表示这件事由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到新疆去研究再提名单，现在不必着急。又说，新疆要设置军委委员会，综理军政事务。我说似可不必。关于省主席一职，毛主席周总理已和我谈过几次，仍定以包尔汉继任，我说很好，很妥当。
第三是关于军队改编问题。我建议，驻新官兵服役多年，大多思归心切，最好资遣返乡从事生产。毛主席不同意，他笑着说：最好由政府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或多动员些妇女去，就使他们在新疆成家，从事生产，永远扎根下去。
第四是关于财政问题。我陈述了新省财政、军队粮饷、被服、经费的困难，建议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实地调查，分别处理。毛主席表示就是请彭副总司令和我到那边去解决。
第五是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我建议还是由中央派遣建设辅导团到新疆去，大量供应人才和经费，至于西北民生实业公司和西北文化建设协会是否继续存在，还请考虑。毛主席对这一点没有明白具体的表示。这是要等待稍后一步来决定吧？
第六是关于对苏条约问题。我先提问：中苏在新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是否继续商谈签订？中苏航约是否可以修订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至北京？抑或等将来整个中苏新的条约中包括进去？毛主席表示也许包括在整个中苏条约里头，现在还不能作决定。 开饭时间已到，毛泽东笑着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先解决我们的肚子问题，文白先生如有时间，就新疆问题，可以写些书面东西给我看。”
张治中当场表示：“我一定照主席的意见去写。”
毛泽东又交待：“可以写些带有历史资料性的，也可以写你对新疆将来建设的想法，总之可不拘一格嘛。”
后来，张治中就新疆问题连续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几份报告。
其中他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成立和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与外交政策确定之后，新疆过去问题所有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已不存在了，其他一切当然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了，不过目前还有若干现实性或事务性的问题，亟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解决，特分述意见如下：
1.民族自治问题。(略)
2.省政府改组问题。过去的省政府，虽然是民族的联合政府，不过内部还容纳了若干保守分子。在这次解放后，其中一部分已出走，其余的也要有淘汰。不过改组时对委员名额、人选等项，可否事先征询伊方代表和陶峙岳、包尔汉的意见，由中央人民政府斟酌批准。当然中央人民政府也必须派人参加。
3.军队改编问题。政府驻新军队，在今年三月前，原有两个整编师，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整骑兵师，下辖两旅，连师直属部队共五个团。另有两个骑兵旅，每旅二团。又四个独立骑兵团（蒙、哈、回、汉）及炮、工、辎重、通信等部队若干。但各部队都有缺额。伊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规定六个团，但现在确数不详。新疆解放后，改编工作亟待进行。我看，对政府驻新部队方面：（甲）原属本地民族组成，改为地方公安部队。（乙）其余由内地调去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至于改编办法、部队数额和如何改造思想和技术，由陶峙岳秉承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妥商。（丙）官兵中有戍边多年的，思归心切，情绪不安，如其家乡已经解放，准予志愿退役，并资遣回家，分给田地，从事生产工作。（丁）改编后的部队，由中央资助，就地从事水利开垦，增加生产，以减少军粮筹运的困难。（戊）今后戍边部队，应规定一种轮调的办法，以免日久思归，影响士气。至对三区的民族部队，原则上仍应依照解放军的制度加以改编，或改为地方公安部队，似可一询伊方代表的意见。
4.财政（包括军队粮服经费）问题。这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新疆是一个贫瘠的省份，清代就由内地十八行省协饷，过去均赖独立的发行制度（自发省币）维持，目前财政似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军粮方面，每年例由中央政府拨款在新疆、甘肃采购接济，现秋收已毕，亦应早日着手进行。可否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政务院迅即派员前往作实地调查，就近分别处理，使这些问题都得到切实的、顺利的解决。
5.经济建设问题。新疆是一个落后的省份，广大人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生活的改善。新疆资源虽然丰富，物资却极缺乏。例如有广大的土地而缺乏水利交通，有丰富的羊毛（也有相当产量的棉花）而缺乏纺织业，有兴盛的畜牧而缺乏皮革工业……省内粮食（特别是北疆）既不够吃，轻重工业毫无基础，日用品和一切工业用品，几乎完全靠苏联和内地供应。物价既高，人民生活之苦，自不难想象。如何加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确是当前之急务。不过，本省的人才、技术、设备、经费都办不到，连一个普通的工程师都可以说没有，最好由中央政务院组织一个建设辅导团，大量指派专家和经费，到新疆去辅助促进经济建设。这一切当然要配合全国性的经济建设计划，不过在新疆现在来说，首要的是水利、交通（特别是铁路）、农林、畜牧、医药卫生、民生工业、市政等。这个辅导团也可以聘苏联专家工程师参加，不过仍应以做老大哥的汉人专家工程师为主，因为这对少数民族的观感来说，是具有恒久的政治意义的……
6.对苏条约问题。新疆和苏联具有极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帝俄曾在伊犁驻兵十年，并且有过伊犁条约。在地理上，苏新接壤达三千公里，而且从新省到内地的交通，远不如到苏境的方便。在民族上，新省的七个突厥语系民族，苏联都有，而且有五个组成了共和国。在经济上，新省的日用品和工业品，大多来自苏联。在文化上，省内各民族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受过苏联教育的也较多。这种种因素构成了新疆和苏联的特殊关系，我们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如果忽略了这点，那是很不妥当的。在过去，中苏有关新省的条约里，第一个中苏航空条约，航线由苏境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哈密。到去年九月期满，经双方协议延长五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航线延长到兰州或西安，或径达北京，要请中央决定。另外一个重要的条约，是中苏在新省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双方代表在迪化已获协议，惟最后广州政府忽然不肯签订，这是很可遗憾的一件事……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重视，看完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参考。
这时候张治中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后，辞别家人，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奉命去了大西北……
这时候的张治中已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了，但党中央考虑到他在西北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方面的作用，于是又给他加封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
临行前毛泽东主席又将他叫到香山双清别墅谈话。
当时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对他说：“这次请你去西北任重道远，彭德怀将军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你来协助他，这有点委屈你了，不过请你不要多心。”
张治中说：“主席啊，彭老总是我敬佩的将军，我早就想与他一起工作了，哪会觉着委屈呢。”
“这就好。文白先生高风亮节，值得称道嘛！”
“主席又过奖了。”
“你也是老资格了嘛，你到了那里，可以先陪同彭老总去一趟新疆，将那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希望你今后多在西北做事，也可以往来西北与北京之间。有事可以给我讲，也可以给恩来讲。”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做。”
“到了西北，如有事要多与恩来同志联系。”
“我一定向周副主席报告情况。”
毛泽东将张治中送走后，对周恩来交代：“文白先生也是很讲究的人，你要尽快安排专机送他起程，早去有好处。”
周恩来说：“这事我亲自落实，近日即可让他动身。”
“要事先给兰州方面通气，做好欢迎工作。”
“规格如何定？”
“他现在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要让彭总、贺总等人出面多组织一些军政高级人员到机场迎接，这件事有政治意义哩！”
张治中的专机起飞，周恩来就给兰州打了电话。
三小时后，飞机徐徐降临兰州机场，彭老总、贺老总、习仲勋等几十名高级将领迎了上去。
此情此景，使张治中深受感动，他没有想到会用这么高的规格来欢迎他，当彭总拉着他的手，解释说：“我们正在开会，听说来了，就全都来接你了，我们欢迎你来啊！”
张治中的手有点颤动。他望着彭总说：“哎呀，我影响你们开会了，来个人带路就行，你们都来，我很不安啊！”
贺老总笑着说：“理应都来，张将军现在是我们的副主席了嘛！”
“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我们初到西北，对这里还不是很熟悉，日后请张副主席多指教。”
“贺老总也太谦虚了，你的大名如雷贯耳呀！”
“你是西北问题的专家嘛！”
在彭老总的介绍下，张治中与大家一一握手。
一大批新闻记者前呼后拥，围住张治中，有的照相，有的即兴采访。张治中精神抖擞，从容自如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在兰州住了三天，参加了几次会，就陪同彭德怀去了新疆。
他们两人此行的目的是以西北最高领导者身份视察，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
看了几个地区之后，彭德怀对张治中说：“你来新疆反响强烈，意义非同一般，光参加小会，接见高级官员还不行，我建议让陶峙岳司令召集所有起义军官，让你出面给大家讲讲话怎么样？”
“讲可以，但我现在的心情很激动，觉着要说的话太多，不知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有什么说什么嘛！”
“新疆部队面临的是改造问题，我就以怎样改造为主题，谈几点看法，你看如何？”
“很好。不过主要谈大家关心的话题，比如说你参加和谈没有回南京去，留下来了，这其间有什么感受，可以将所闻所见也谈一谈，这对我们改造军队有利。”
“这个提议好。”经过一个晚上的准备，张治中就自己写好了讲话稿。第二天上午，当陶峙岳将近千名起义军官集合起来后，张治中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作了题为《怎样改造？》的讲话，长达四个小时，在军官中及后来在全新疆所有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讲话的内容在张治中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可以查到。现摘引如下：
怎样改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陶峙岳将军、各位官长同志们：
今天我来到迪化，和驻新疆的在陶将军领导下参加起义的部队同志们有见面的机会，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这次我陪同彭副总司令到迪化来，不过是来看望同志们的。我知道，同志们常常在关怀着我，而我也同样的常常在关怀同志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见面，尤其在这个时代转变之后来和大家见面，这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幸运的机会，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之意。
（一）我留平八月的经过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以至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道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诳语。今天在大家面前，我应该做一个真实扼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大家知道，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四月一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破裂了。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真正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复折冲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郑重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最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两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和谈破裂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
“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
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果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团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的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惟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尔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
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
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
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
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北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哪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
抛弃了三民主义！一个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战，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
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当然要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的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之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志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
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领导的政权是不革命的吗？不能，我当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的，他又说：“好了，你承认是革命的，也承认中共是革命的，承认新政权是革命的，你为什么不参加？”对于这一类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最后我接受了。
好，参加吧！以后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使我感到惭愧，也使我感到荣幸！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做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这是我思想斗争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他当时很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
“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
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应该计较地位的。
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
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到新疆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后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
（二）国内外大势概略
其次，我要说一说国际国内的情势。在国内，现在人民解放军全国范围的胜利是必然的，肯定了的。继贵阳、重庆、南宁解放之后，整个西南是没有问题的。在兰州我送贺龙将军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什么时候到成都，他说：“到成都过年吧！”成都解放以后，昆明连西康都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西藏和台湾，今后解决的方式，我们还不必作过早的估计，不过都是时间的问题，不管是用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全国范围的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这就等于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军事上已经没有问题。
至于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谁不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谁不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谁不拥护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两者的基本要点是相符合的。关于这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是中共的最低纲领。今后新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拿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至于今后新民主主义推行到什么时候才到社会主义，现在还很难估计。毛主席有一天和我们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也许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意思就是说，也许是几十年，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不敢说。在北京时，有人说是预定十五年。到兰州，彭副总司令说：“也许二十年，还要中间不发生错误。”当然啦，像我个人今年六十岁了，要再过二十年，就是八十岁了，我能活到八十岁？我的一生，前期约四十年是奉行三民主义的，今后的二十年，奉行新民主主义，对于我的革命思想和信仰也并没有多大差别吧？今天全中国人民所信仰的、所拥护的是新民主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实说，中共所倡导的所推行的政策，就我看来，实在是很稳健、很温和，甚至带有妥协性的地方。（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的时候，我曾经提了一个政治纲领的案子，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朋友问我：“通过了没有？”我说：“修正通过了。”他又问：“是不是兑现的？”我说：“希望能兑现。”他说：“假使其能兑现，那国民党就是左派，而共产党反变成右派了！”虽然提案是修正通过了，结果我们提的政治纲领，又等于对人民说了一次诳话了！）但是，今日新政权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所以从政治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财政经济问题。在目前，我们并不讳言，财政经济是有问题的。现在全国物价都有波动。拿迪化来说，过去银元券一元换现洋一元，现在要二三十元换一元，人民生活当然受到影响，部队也是一样。怎么办？我从北京来的时候，政府正在缜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明年这一年，也许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困难。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困难和过去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困难本质上是不同的。过去的法币、金圆券把人民拖苦了，这种困难是走下坡路的困难，失败的困难；今天的困难是胜利的困难，是多年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失败的困难就没有办法，胜利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明年度也许还不能完全克服，后年开始相信就没有问题了。在中央的财经负责人也说：没有什么，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譬如交通方面，几条大铁路津浦、陇海、京汉、粤汉都通了，南北东西的物资都可以交流无阻，生产工作，不管是工厂或农村，都在推行民主管理，工农生产的情绪都大大地提高。再加上明年的军队生产，更可补助军队本身的消耗了。所以说，财经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的。
此外就是国际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首先得到伟大友邦苏联的承认。跟着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还在观望中，还暂时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态度。有人说过：“他们要承认就是无条件的承认，要不承认就拉倒！”在目前看，英国可能先承认，其余跟在英国后面的各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英国的承认与否，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承认，我们当然也并不拒绝。当前的国际问题还不在此，是在现在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世界人类中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战争，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终不免出之一战。反动派方面就持这种看法，认为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中国问题等到那时候就会解决，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世界战争上面，以为到那时还可以获得便宜，还可以卷土重来。这种看法不仅是幻想，并且是含有罪恶性的幻想，也是愚妄的、欺骗人民的拙劣宣传！对于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一贯的答复是：
靠不住，我们希望也许永远不会有；即使有，亦不是最近期间的事。现在国际的大势，不但不是趋向战争的道路，相反的，是走向和平的道路。换言之，世界情势的发展不是主张走向战争之路的人的胜利，而是主张和平的人的胜利。尤其是现在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巨大无比的力量投到和平民主阵营来了。这一因素，足以促进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是值得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重视的，亦是当人们估计世界大战问题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财经没有多大问题，国际问题也是没有什么严重和破裂动向的。所以就国内外情势来看，我们都是乐观的。但是不管情势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要有准备，要有充分的准备，就是和平建设。我们太落后了，我们要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先使中国从农业的国家推进到工业化的国家。今后在全国来说，就是在西北、在新疆来说，我们都需要和平建设，长时期的和平建设：把新疆和整个西北变成大工业区，把全中国变成大工业国，我们一切才有办法，才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相信，我们新中国是具有这样各种基本条件的，一定可以稳步有计划地达到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目的。
（三）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
再次，讲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这次新疆所以能够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新疆部队的情形和解放前后的某些文武高级干部以及地方或民族领袖的人们的思想与观点来说，如果没有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具体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后直逼张掖、酒泉，要说是靠了陶峙岳将军及少数高级干部的策动就可以得到和平解放，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