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本来是很平静的。
可以说自从程潜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被李宗仁击败，回到湖南主政以来，出现了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这种现状在当时是很独特的。
可是当白崇禧丢掉武汉来到长沙之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很快就被打乱了，出现了气氛越来越浓烈的战争。
白崇禧与程潜、陈明仁之间的矛盾日渐恶化。
作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程潜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于这个败兵之将领导。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特殊而又开明的国民党元老的历史吧！
程潜，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农民家庭。1904年被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后与黄兴、宋教仁等同学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走上了反对清朝政府的道路，后来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回国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先后在四川陆军中供职，主要负责军事训练。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已任湖南军事厅厅长，毅然率部讨伐袁世凯。被推举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孙中山出任国民政府总理，他又被委任为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战将都是他的学生。
在北伐大战中他又率部驰骋沙场，先后出任军长、方面军指挥等要职。后因与蒋介石不和，离开了军队。日本侵略东北时，他重返军界，就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
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十多万人马到郑州一线指挥抗日。还因为与蒋介石的关系，职务数次变更，很不得志。
但他手下始终有自己的队伍。对于他这种老资格的人，蒋介石也不敢太过分，将他排挤出中央，当一方诸侯了事。
可是程潜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48年春天，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大会，蒋介石效仿美国，要全国公开竞选总统、副总统。当然，他必然会选为总统，但什么人充任副总统，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竞选的。
于是，程潜又和李宗仁、孙科三人参加副总统竞选。因蒋介石在后面捣鬼，他虽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但还是落选了，结果也出乎蒋介石预料，他支持的孙科又被桂系当权派李宗仁击败了。
程潜落选后回到老家当上了父母官。他是一个很开明的老牌军阀，早年就和共产党有过接触，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兵。当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程潜还特意赶去看过他，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当时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已成了共产党头号人物的毛泽东对他是那么尊敬，后来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他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是支持他竞选的。
他虽说失败而归，并没有中断与共产党的联系，但不能否认，他还没有背叛国民党的意思，只是从心里佩服共产党罢了。他就任湖南省主席没有几天，湖南地下党就开始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站到共产党一边。当时人们认为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时期曾和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较多的影响，抗战时曾率部参战，是拥护国共合作的人。他与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这次回湘蒋介石又委任了忠于他的湘籍黄埔亲信李默庵为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署司令，驻常德，黄杰为绥署主任兼第四编练司令，驻衡阳，刘嘉树为绥署参谋长，这其实是对他的监视，白崇禧拥兵武汉，对他施加了不少压力。在我军挥师南下，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之时，程潜处境也艰难，只要争取就有可能率部起义。
于是，共产党对程潜的统战工作开始了。
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决定让共产党员、湖南师大老师余志宏来担任这项重要使命。当时公开出面做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方叔章，他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顾问，同程潜私交很深，他本人也同地下党早有联系。另一个就是程星龄。此人身份也很特殊，担任过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与共产党有过接触，后来遭到国民党拘禁，还是由程潜出面保释出来的，当他来到湖南后，程潜先委任他为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后又任命他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务组长。
可以说这两个人对程潜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有一次，方叔章来到省府与程潜会面，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时局不稳，国民党大势已去，颂公你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
程潜笑而不答，方叔章又说：“你的家口很大，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很难维持生活。”
“不去那里的。”
“是去台湾？当然你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怎么办？大军已过江了，你去打游击吧？”
“打游击？我已年近古稀，不行啊！”
“出路倒有一条。”
“出路何在？总不能投降呀！”
“不投降，跟共产党拼你有多大本钱？”
“投降我是不干的。”
“你不投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日本天皇还无条件投降呢。”
“是啊！我和天皇比，有多大能耐？”
“你应该与共产党合作嘛。”
“是的，看样子要投降，就得找共产党啊……”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程潜已开始动摇，他深感国民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就在这时蒋介石声称愿与中共商谈“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
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很不满意，认为这个求和声明是虚伪的，所提出的条件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结束战争，争取真和平的八项条件。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在全国引起反响。三天之后，蒋介石只好宣布“引退”。
1月24日，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从表面看桂系倒蒋是成功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主席，愿意以八条为基础和共产党进行和谈。
程潜面对湖南人民的和平呼声，产生过脱离南京反动政府的意念，有投向光明的决心。
但是，他深感处境艰难，无军事实力，惟恐力不从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声明，弄得他很不安。因为其中有“惩办战争罪犯”一条，而且去年12月25日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发表消息，公布了全国各阶层人士根据事实共同拟定的中国内战罪犯名单，列出了43名首要战犯，其中就有他。
中共发表和谈条件之后，有一个记者采访程潜，让他谈点看法，他却回答说：“此为共产党故作之难题，足见其无悔过自新与和谈的诚意。”
记者说：“不管怎么说，和平还是有希望的嘛。”
他说：“和平既无今日全体人民的希望者，惟个人所见，共党所提条件，索价过高，意即原价不过一元者，今叫价数以亿兆共计之，如此交易势难接近。”
“程主席对共产党有何看法？”
“对他们我是了解的，共产党一贯做法，今见诸所提条件，益排其绝不止于所标榜之经济革命，而谋根本否灭我国5000年历史，来一个总清算，倘今日为渴求和平，不异根本否灭我国5000年的重大代价，此则否以人民之公意如何以为定，吾人此际似不宜多作主张，不过个人之意，深认今日社会上并存的不好的事，无疑地力予改革。例如共党条件所提清官僚豪门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应为吾人所赞同，但历史上文化上所应保存的东西，仍应予以保留。总之，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其自身殆无独立的性格与意志，故根本无国家无民族的观念，其最后目的无非藉武力的威力以夺取政权，以送其毁灭我国历史的企图，至所提和平条件，不过是继续拥兵倡乱而已。”
为什么他当时对记者说这些话呢？也许他不愿过早暴露自己准备起义的立场。
后来，行政院长孙科来电询问他对和谈八项的意见。程潜立即召集绥署和省府大员进行研究，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以刘嘉树、杨继荣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中共八条要价太高，坚决主张与共产党打到底，他们说：
“是和是战，事关重大，我们决不背叛党，不背叛总理。”
以肖作霖、邓介松、邓飞黄等为首的主和派则认为：“总理生前告诫我们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们和共产党讲和，使三湘人民免遭战火涂炭，正是继承了总理的遗志，也是民心所向。况且和共军作战，我们也无实力。”这时刘嘉树突然站起来说：“如果抵抗不住，我就上山去打游击。”
程潜笑了，他对刘嘉树说：“打什么游击嘛！你这么大的尸坯子，四个人抬都抬不动，吸烟要吸‘三五’牌，还讲打游击，真是寻死。”
没有人再说话了。
程潜大手一挥：“你们不必争了，和谈是大势所趋。共党所提条件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吾人自甚赞同。但是，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们也是可以磋商的。”
程潜将他对和谈看法电告了孙科，其电文内容还公开登在了湖南《中央日报》上：“中共所提条件，其所谓战犯如果系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将无从谈起。二、三两项是合二为一者，宪法非修改不可，所谓废除亦不过修改宪法之极至。改编军队之事，如果有必要，吾人不如进一步要求废除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三项，可以全部接受。至于召开政务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此为和谈之必然结果，惟程序与技术问题仍当应先商讨。”
有人对他的举动不理解，因为他向来是一个提倡和平的人。可他却解释说：“我都成了战犯了，还谈什么和平？况且，我们一表示接受中共八条，蒋介石肯定会先拿我们开刀。”
邓介松不同意他的看法，说道：“依我看也不见得，只要颂公愿意接受八条，当然就不能算是战犯了。至于蒋介石，他现在自顾不暇，不但奈何不得共产党，而且奈何不得桂系。对于我们，量他也不敢开刀的了！反正我们豁出去了。”
此时，程星龄找上门对他说：“颂公，各界对你23日所发电文反映不一啊。”
程潜沉思一会儿，说：“你有所知，我就是被中共方面列为首要战犯之一啊！惩办就意味着算老账，我可是负债深重的人啊！”
可以看出当时他的内心是相当矛盾的。
余志宏代表地下党对程潜说：“只要颂公坚决站到人民方面，共产党不会算旧账，而且还会优待你。”
程潜还是没有明确表态。他将余志宏送到门口说：“我当然是有疑虑的，我考虑假若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可以，但军事力量极为单薄，况且我担心执掌兵权的人，到时能否跟我们一致行动。”
“颂公的想法是对的，所虑极是，不能再受人左右了，应设法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他手下有2个军，又是你的学生，在四平街与共军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
“子良这个人是可靠的，就怕调不来呀！”
后经刘斐出面说情，白崇禧才同意他调陈明仁到湖南来。
这是1949年2月的事。陈明仁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亲率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全体官兵开进湖南。
陈明仁对程潜很敬重，到长沙后，便来拜见这位老上司。
程潜很高兴，他的计划实现了。当他见到这个学生已是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时，双手紧握，真是悲喜交加，他握着陈明仁的手深情地说：
“子良啊，你很有出息，我们是同乡，你来了我们在一起可以干一番事业了！”
陈明仁笑着说：“您是我的知遇恩人，尽管人事沧桑，时过境迁，我不会忘记师生之情，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陈明仁说这番话是有由来的。那是1924年的春天，担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程潜，派教育长李明灏到湖南招生，因报名者很多，没过几天就满员了。
有一天，李明灏向程潜报告：“又来了一个湖南青年报名，一定要上学。”
程潜挥挥手，很不客气地说：“名额满了，不要！”
李明灏忙说：“他叫陈明仁，是你醴陵的老乡。”
程潜说：“醴陵的更不能收，收了有些人会说我家乡观念严重。”
“颂公，他带有陈周的信。”
程潜语气略有缓和。他说：“你把陈明仁带来吧。”
陈明仁英俊威武，善于谈吐，程潜笑着说：“是将才，先收下啊！”
他破格录取了陈明仁。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学生果然是成了一员战将。
光荫荏冉，岁月如梭，20多年过去了，两人重逢，感慨颇多。
程潜为陈明仁洗尘之后，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他。程潜接过密令，那张苍老的方脸上明显地显出愠怒。
他苦笑说：“子良，你意如何？你兵权在握，要杀要抓听便。”
陈明仁笑了，他说：“颂公哪里话？我陈明仁绝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
“那就好。”
吃过饭，平日本不胜酒力的程潜，露出满意的笑容，但在性格深沉的陈明仁面前，他的谈话还是留有余地的，那天晚上，他们两人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政治上，分析了蒋介石下台后的政局，也谈到湖南的情况变化。
程潜说：“湖南是我们的家乡，地处中南腹地，是华东沟通西南的捷径之一，又是由南通向两广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我回湖南时就讲过，‘吾湘面临危机，应以加强自己和安定民生为两大中心工作。我已两次主湘，要为桑梓父老干一番事业。’”
陈明仁点头说：“颂公不愧为湖南家长，德高望重。我是一个军人，曾听到一位文人的名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但热爱满目疮痍的国土，忠诚多灾多难的民族，则是中国人的起码道德。否则，应当受到长江的冲刷，遭到人民的唾骂。’我俩是湖南人，应该为湖南人民造福，才不愧对家乡父老。”
陈明仁来到湖南后，局势也在变，形势每况愈下，国民党政权覆灭已成定局，湖南和平运动的空气日益浓厚，他倾向和平的心理也与日俱增。他觉着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而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是心甘情愿的。
于是，他也下了与程潜共同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他登门拜见程潜。他来到程潜卧室，两人密谈。陈明仁不苟言笑，性格内向，心里想的事情，从不轻易外露，有点神情莫测。
程潜当然理解他的用意，只好直截了当地说：“子良，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的道路。”
陈明仁没有马上表态。程潜继续说：“我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可以使家乡人民避免再受战火涂炭之苦，不知您意如何？”
陈明仁望着他兴奋地说：“颂公，我俩想到一块来了，决心投向共产党，和你一道走和平的道路，不过……”
“不过什么？”
陈明仁沉思了一会儿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盘根错节，人物面孔千姿百态，我们也得有应变措施，不能书生气。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得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取得蒋、白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是的，此举非同小可，千万不能泄露。”
陈明仁也是经过了思想斗争的。当时他回到湖南后，国共正在和谈，程潜与陈明仁共同附和李、白所倡导的和平，湖南各界更是广泛响应，陈明仁应付自如。但是，和谈破裂后，李、白出尔反尔，不仅他们自己主战，并且不让别人再谈和平。原来，白崇禧之主张和谈，不过是“借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企图延缓时间，伺机再起。当4月15日中共代表团把经过各方面商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交给南京和谈代表团时，虽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同意这个协定，但李宗仁拒绝签字，白崇禧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签字的人。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过江。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
蒋介石又出面指挥战争。白崇禧积极拥护，把“和平”的假面具撕得粉碎。
在这种局势下，程潜表面上不公开反对李、白，暗中却支持社会人士，继续呼吁和平，并把促进和平改名为自救运动，积极倡导湖南人民搞局部和平。
解放军主力过江之后，南中国战局越来越紧张，程潜公开发表言论：“本省应变最高原则，端在避免炮火。”4月初，当记者就湖南应变态度叩询程潜答复时，邓介松以坚定爽朗的语调转告程潜的表态说：“无论大局如何变化，本人（程自称）基于行政长官之立场，决心至诚至正，力求湖南人民免于炮火之灾害，地方免于流血与糜烂。本此最高原则，克尽个人力量，排除万难，悉力以赴，所有外间揣测之词，诸不足信。”
邓介松也声称：“根据程主席此番言论，其以3000万人民福利为依归决定其安定应变之怀抱与坚定立场，如此可见一斑。”
接着，程潜又在《湖南日报》、《中央日报》、《中央社讯》上发表了一些赞成和平的文章。3月29日，他又亲自主持青年纪念会，发表演说：“……在以往指挥一般青年从事政治和从事军事，总不做基层的实际的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使青年不能走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只在政治与军事中钻，政治与军事本身发生毛病，对国家没有贡献。现在，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不是从政治和军事去进行，而必须要向农工进行，从农工学习，我们要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努力的目标，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国家谋福利。我们从农工学习，这就是彻底实行民生主义，从事最基本最实际的工作，革命才能完成。我们要认清国家的需要，认识人民的需要，个人与环境的需要，走到农村，走入工厂，学习农工，我们今后要开辟一个新境域，从农业、工业、商业去努力进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陈明仁兵权在握，从表面上看，他摆出一副坚决反共面孔，表示服从南京政府，暗地里却和程潜准备起义。
程潜在湖南党政军首脑会议上曾说：“现在和谈破裂了，共军已打过来，我们湖南处境不好，大家说怎么办？”
这时有人对长沙发生的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不满。程潜望着他说：“子良将军对现在的时局有何看法？”
陈明仁本想大发感慨，又觉得长沙绥靖参谋长刘嘉树，高参杨继荣等在座，他们都是蒋介石安排在颂公身边的坐探，便灵机一动，大声说：“我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时至今日，只有听从中央指示，南京说打就打，说和就和，至于我个人，还没有什么打算。”
说毕他立即离开会场，当晚驱车回到老家醴陵去了。
程潜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认为他变了。
第二天早晨，程潜派程星龄、张严佛来找李君九，问陈明仁是不是变卦了？他们对李君九说：“从昨晚陈明仁在会上的发言来看，很成问题呀。颂公把陈明仁看作湖南和平起义的一张王牌，现在担心这张王牌难以打出去了。”
李君九说：“不会变得这样快吧，其中必有别的原因，等我找他问一下，再告诉你。”
他们有点不放心，只好驱车赶到醴陵。
陈明仁见到他们三人，很生气地说：“你们都没有头脑，昨天晚上开会的什么人都有。我一看到刘嘉树、杨继荣这些军统、坐探在场，心里就烦躁。开会也不看场合，丢了性命还不知道如何死的！我能说什么呢？”
三人默不作声。
陈明仁接着解释：“我说的话，对于‘和’和‘打’的界限，我认为还是明确的。蒋介石要打，但他已经下台，住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表面倡导和平。我说是听命于南京，不是听命溪口。”
至此，他们三人才放心了。
第二天，陈明仁独自来见程潜。他说：“颂公，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有些话我只能说给别人听。”
程潜笑着说：“当时我有点担心，还以为你不干了。”
“起义之事关系到大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不会不干。”
“这就好了。”
“前几次我同您商谈的事，向您所讲的话，始终是算数的。但只要有任何第三者在场，即使是您的太太在旁，我都会表示不承认。你应该理解！”
“理解，你是我们湖南人，我老了，希望就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我想法将你调回来用意也是如此。”
程潜对白崇禧的做法越来越不满了。
他进入湖南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搜刮和抢夺民财。他一张口就要300万银元，程潜当然不会给他，可是他却劫走了湖南中央银行的700多万两黄金。
他手里有军队，程潜只能忍气吞声。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直接插手省政府，合并非蒋、桂系军队，派大批特务打进湖南的各级组织、地方部队和土匪中，使之变为自己的爪牙。为了更方便地吸吮湖南人民的膏血，他们提出了所谓“军政一元化”，以师长兼行政专员，团长兼县长。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程潜与陈明仁配合默契，巧与周旋。程潜表面对白崇禧惟命是听，巧妙应付，暗地里却通过程星龄与湖南地下党联系，并通过黄雍掩护的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联系。陈明仁则大唱花脸，跟着白崇禧大声疾呼要“剿匪”、反共到底。
白崇禧却得寸进尺，于4月29日接替肖作霖兼长沙警备司令；5月16日接邓介松兼省府委员；最后于7月21日代理省主席。
程潜针对白崇禧让华中长官公署交通处强迫湖南省船舶总队派民船200只、小火轮4艘，运送搜刮来的财物去衡阳的指令，立即宣布没有他的命令一切船舶不得乱动，还宣布由白崇禧任命的临武、耒阳、江华、湘潭、靖县、会同、通道、东安、平江9县县长，立即更调或罢免。
从此，程、白矛盾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