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1949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国民党垮台的迅速也令共产党失去了更多在时间中磨炼和学习的机会。1949年共产党面对的复杂现实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模式，他们在管理上所要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想象的。这不只是管理一块边区或根据地，而是管理一块三倍于西欧大小，有着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 近代中国，共和与统一的声音最为深入人心，但导致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式弱并没有得以改观，并且，多年以来，管理一个大国家的经验已经很陌生了。 帝制时代的中国，国家财政规模仅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从来没有超过GDP的4%。清末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暂时解决了中央一次次的“军事危机”，却产生了脱离中央财政控制外的经济系统，它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甚为深远。事实上，清王朝倒台以后，政府所汲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间，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家财政系统，北洋政府的维持主要靠各种国内外的贷款。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财政体制的转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国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个政府收入不过只有GDP的8.8%。这也是蒋介石主持的南京中央政府期间试图将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未竟的“建国方略”付诸实施却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1949年新政权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了超过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对刚刚进入城市的共产党而言，这注定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创性试验。

另外，国家基础结构重建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传统中国里的中央政府并不致力于管理一般乡村或城市基层，地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给了当地宗族、行会，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后者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补充——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县官与地方民间力量的巧妙平衡。而当中央政府衰败后，这种维系长达数个世纪的平衡显然被破坏了。中央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地方组织的能力。随着地方组织变得强大，组织之间的竞争出现了，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于靠军事话语权发言的军阀手中。辛亥革命的领袖没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说真正控制这个国家。在一个短暂的国家试验中，国民党统一了中央政权，扩展了地方政府的职能，并诉之于三民主义情感，在初步的军事统一后，他们试图发动广泛的改革，但正是由于缺乏独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国家地方基层的支持，他们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实际上既受惠又受制于权贵资本和军阀。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多年在农村的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层政权的经验，但这套系统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热情能否转化为严格有序的组织，并创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选取六个城市作为新政权接管和改造的观察样本，这在研究新中国建国历史的著作中当属先例，因此在叙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我无法将本书定义为一本历史著作还是一本新闻著作，它采访了多达69名历史当事人，他们中一部分是参与“建国大业”的核心团队成员，一部分是见证历史变迁的行业元老，他们大多早就年过古稀，回忆往事是留予后人的财富。我要特别感谢这些老人，并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书正是用新闻的方法来观察历史，发现历史，为历史现有的叙述拾缺补全。 我秉持了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新闻即历史，历史即新闻。我们重述历史，是去寻找历史中的“五个W”，对历史当事人进行新闻采访，而放弃对既有史料的依赖，摆脱对于过去一套历史系统的话语体系和发现体系的依赖。本书的成形得益于一系列截稿时间压力下的采访和写作，得益于我供职的《三联生活周刊》，也得益于这本杂志从数年前抗战系列报道开始，所摸索和积攒的历史再述和解释经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成员正在进行的各种新闻操作和方法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没有一个思路开放、智力卓越的媒体，如果没有一群热爱这份职业的同仁们，这本书是断然不会面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