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回忆。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是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地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了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于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委员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知名教授的用意之一，就是广泛征求人事安排的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副主任是物理学家查谦，主要考虑是查谦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这是一个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老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张培刚任总务长，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几乎遭到了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教授分会全体成员的反对，甚至包括刘绪贻本人。“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的说，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空气中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从延安整风延续下来的‘左右之争’也在所难免，”周克士说。1949年夏天，武大法学院刚读完大三的周克士主动要求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担任纱厂青工组组长。但他发现，在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派工作组下厂进行的“整党试点”里，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成为工人的怀疑对象。“一纱当时大多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大学生，解放前学运还被国民党军统逮捕过，虽然我的进步历史很长，本身没有什么疑点，但还是成为整党对象，这让我很苦恼。”周克士回忆，“当时我把困惑跟一纱厂的一位总支书记讲，她安慰我说，李尔重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我不必介意。”
解放不久让刘绪贻困扰的第一个个人问题，是他发现自己面临“失业”问题：从1950年开始，整个高校的学科体系都转向苏联，而苏联一直认为社会学系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术，在学科设置中取消了，武汉大学很快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让一直以社会学研究为方向的刘绪贻极为被动。“我要么只有在校务委员会光任个行政职务，要么只有待业了。”
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在筹建武汉市工委的市委委员刘实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到武汉市工委的宣传部任副部长一职。刘实后来回忆此事说，按理说，以工委当时的工作的确没必要使用如此高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一是听说刘绪贻的学科被取消，二是工委刚筹建，干部都是原先的工农干部出身，实在缺少笔杆子。
刘实的邀请打动了这位社会学家，但刘绪贻在工委的日子并不愉快，他到工委没多久，就有了和周克士在工厂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几乎包揽了工会所有主要干部的发言稿，另一方面，那些干部总认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当时我也没什么衣服穿，就把以前在美国穿过的旧衣服拿来穿，结果连这事他们也看不惯。”刘实说：“说实话，当时工人对有些知识分子打的问号比较多，像刘绪贻去过美国，学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工会确实不太自由，也限制了他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