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第41讲 翊坤储秀

翊坤宫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万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名翊坤宫。清沿明旧，没再改名。翊坤宫的前殿，悬挂乾隆帝御笔匾额“懿恭婉顺”，东壁悬挂张照书写的《圣制昭容评诗赞》，西壁悬挂《昭容评诗图》，后殿悬挂乾隆帝御笔匾额“懋端壸（kun）教”。翊坤宫“昭容评诗”典故，出自《旧唐书·后妃上》（卷五十五）和《新唐书·后妃上》（卷七十六）。故事说的是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聪慧秀丽，文采卓异，在昆明池评论学士词臣赋诗的文坛佳话。后上官婉儿在宫廷政变中被“斩于阙下”。储秀宫“西陵教蚕”典故，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卷一）：“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lei）祖。”故事说的是嫘祖西陵氏教授妇女养蚕织布，被后世尊为先蚕氏，为历代皇后举行亲蚕礼时所祭之神，其寓意是清宫后妃应重视农桑。明代翊坤宫主要是贵妃等居住，据《玉堂荟记》等书记载：万历帝郑贵妃在此宫住过。明朝避讳不像清朝那样严格。如明万历帝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其“翊”字就是万历帝“朱翊钧”的“翊”字，内外所称，恬不为怪。（《万历野获编·门宫不避讳》）又如明人记载：今禁城北门名厚载门，即玄武门（清改名为神武门）也。但“厚”与“载”两字都犯明帝字讳，“厚”字犯正德帝朱厚照，嘉靖帝朱厚熜的字讳，隆庆帝朱载垕“垕”字的音讳，“载”字也犯了隆庆帝朱载垕的字讳，但在明朝，上下通称，并不避讳。

明朝有四大名妃：永乐帝权贤妃、成化帝万贵妃、万历帝郑贵妃和崇祯帝田贵妃，前已介绍权、万、田三妃，下面介绍郑贵妃。 郑贵妃，大兴（今北京市）人。万历初年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常洵，进皇贵妃。郑贵妃成为名妃，同万历帝立太子相关。 这里交代万历帝的八个儿子：王恭妃生皇长子常洛，郑贵妃生皇三子福王常洵、皇四子沅王常治（一岁殇），周端妃生皇五子瑞王常浩，李贵妃生皇六子惠王常润、皇七子桂王常瀛，另皇二子邠王常溆（一岁殇）和皇八子永思王常溥（二岁殇），《明史》称此二皇子其“母氏无考”。 立太子事争论的焦点是：立皇长子、王氏生的朱常洛为太子，还是立皇三子、郑贵妃生的朱常洵为太子，二者只能有一，必须做出抉择。

按照明制，应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万历帝不喜欢朱常洛生母王恭妃，也不喜欢其长子常洛；他宠爱的是郑贵妃，尤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常洵。这样，朝廷上下，宫廷内外，都怀疑郑贵妃有立自己儿子常洵为太子的图谋。万历帝处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拖而不决。群臣奏争立储，章奏成百上千。但万历帝概置不理，拖而不定，一拖再拖，竟拖了二十八年。官员们有的猜测立朱常洛，有的猜测立朱常洵，两派门户大起，朝廷党争激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而疑者仍未死心。这就产生所谓立储的“国本”之争。明朝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同万历帝立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围绕郑贵妃和立太子之事，传言不断，妖书四起。比如，有一封匿名书，假托“郑福成”——有人附会“郑”指郑贵妃，“福”指福王朱常洵，“成”指郑贵妃与福王立储册后成功。还有解释说：“郑福成”者，谓郑之福王当成也。大略说：“帝于东宫不得已而立，他日必易。其特用朱赓内阁者，实寓更易之义。”万历帝大怒，敕锦衣卫搜捕，后捉一人，处以极刑。大学士叶向高劝万历帝以静处之，速命福王之藩，以息群言。后发生“梃击案”。事情牵连郑贵妃。郑贵妃闻之，便对万历帝哭泣。万历帝说：“须自求太子。”郑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万历帝又在慈宁宫太后几筵前召见群臣，令太子降谕禁株连，于是张差狱乃定。万历帝崩逝，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礼部阻止。“移宫案”起，又传言郑贵妃要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阴谋垂帘听政。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郑贵妃薨。（《明史·后妃传》卷一百十四）郑贵妃身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长达五十余年。

明人记载一个故事：郊游时见敕建寺宇，壮丽特甚，登殿礼佛，见供几上并列三位——中曰“当今皇帝万岁景命”，左曰“坤宁宫万岁景命”，右曰“翊坤宫万岁景命”。翊坤宫就是郑贵妃所住之宫。（《万历野获编·郊寺保釐》）这件事情说明郑贵妃当时在宫中的地位与影响。 万历帝、郑贵妃与众朝臣之间，围绕着皇储问题，喧闹了二十多年，说明当时朝廷大臣有一定的话语权，也有政治的影响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皇帝决策，自然也付出代价。万历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犹犹豫豫，患得患失，拖而不决，决而不断，致使万历帝与郑贵妃、朝廷与百姓都受到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