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还没有被拆穿西洋镜，仍然维持着一个一流强国的尊严。所以林则徐先生态度强硬，认为义律先生提出的要求，不但“不合国情”，而且“干涉内政”，一面拒绝，一面包围英国商人所住的商馆。义律先生只好屈服，交出全部鸦片一百四十万公斤，但不肯具结，而跟全体英国商人，撤退到澳门。稍后，林则徐先生再把他们逐出澳门。义律先生跟全体英国商人，就挤在一艘英国商船上，在南中国海抛锚，焦急的等候英国政府的训令。
很显然的，这件事并没有结束，但在中国官场“锯箭杆学”的观念来看，英国人既然逃遁无踪，眼前再没有他们的影子，事情当然已经结束。林则徐先生向皇帝绵宁先生报告说，英夷已被赶走。鸦片已经禁绝（这跟现在泰国政府发表公报：“坤沙武装集团已被赶走，鸦片已经禁绝。”前后辉映，一模一样）。绵宁先生长在全是女人和宦官的皇宫之中，他对国际情势的知识，比起林则徐先生，更像一个白痴（这不能怪他，换了你我，可能比他加倍白痴），他高兴的跳起来，认为这是进一步给桀骜不驯的英国人一个更严厉惩罚的时候了。于是，他做出一项错误的决定，下令永远断绝英国的通商贸易。
英国方面，最初反应是温和的。英国舆论站在受害的中国人这一边（除了官方报纸，任何一个国家的民间舆论，往往主持公道的时候多）。《泰晤士报》质问说：“假如中国人到英国贩卖鸦片的话，准被判死刑，为什么英国人却可到中国横行。”英国外交部通知义律先生：“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的商人。”驳回派遣海军进入珠江的建议，只训令义律先生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英国国内的情势使义律先生坐到蜡烛上，继续坐既坐不下，可是拔也拔不出，进退维谷。万料不到，永远断绝贸易的诏书救了他，维多利亚女王以下，包括国会里的反对党，都十分激动，决定用兵。
一八四零年，英国远征舰队抵达澳门，共拥有军舰十六艘，战斗部队四千人。义律先生这时神采飞扬，他认为跟林则徐先生之间，已没有回转余地，决定直接跟中国满清王朝的中央政府对话。他留下少数军队封锁广州，自己率大部份船只北上，在中途攻陷舟山群岛，建立补给站，然后直抵天津的外港大沽。中国皇帝绵宁先生这才吓了一跳，指派直隶（河北省）总督琦善先生，赶到天津谈判。义律先生猛龙过江，本来要展示英国炮火威力的，但驻扎在舟山群岛上的英军，得上了传染病，死亡累累，义律急于结束他在北方的停留，于是接受了琦善先生的条件：一、中国满清政府承诺处罚“办事不公”的林则徐先生。二、同样，承诺再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
当义律先生率军撤退后，皇帝绵宁先生对琦善先生竟然以三寸不烂之舌，说退强敌，认为简直是天下奇才。于是，把倒霉的林则徐先生撤职，贬谪到边远的新疆充军，任命琦善先生当钦差大臣（皇帝代表）兼两广（广东省和广西省）总督，负责跟英国谈判。琦善先生事实上是一个脓包（中国历史斑斑可考，一个王朝政权到了末期，高级官员准脓包百出，才智之士全都潜在民间）。他到广州后，义律先生向他提出的不是冤情，而是最后通牒。通牒内容像泰山压顶般的可怖，除了要求立即恢复自由贸易外，还要求割让香港作为贸易根据地。琦善先生这个老官僚，既不敢答应，又不敢拒绝，更不敢向皇帝绵宁先生报告，只有乞灵“官场”绝技，推一天算一天、拖一日算一日。义律先生知道只有拳头才是克星，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军发动攻击，占领虎门、穿鼻两个要塞。琦善先生唯恐打到广州，急急忙忙就在英国所提的文件上签字，这就是惹祸的《穿鼻条约》：
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但中国仍保留徵税权利。
二、补偿没收英国商人的鸦片价款六百万两。
三、承认中英两国的地位平等。
坐在北京金銮宝殿上的绵宁先生，被这种大出意外的变化，气得浑身发抖，下令逮捕琦善先生，任命另一位也是脓包，但却是最亲信的班底奕山先生当总司令（靖逆将军）、湖南兵团司令官（湖南提督）杨芳先生当副总司令，率领他的精锐部队一万人，向广州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