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是十岁左右的小学生时，被告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不变的阶级。而其中，乡间的我们那时还没怎么见过的工人阶级，在台阶的最上层，农民为第二，农民中又以贫农仅次于雇农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属贫农出身，因此见了少数中农以上成份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气扬。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学《毛选》第一卷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终于有同学问出了那个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问题： “老师，那我们属于什么阶级？” 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抛了过来： “你们是学生，学生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 我们贫农出身的孩子，竟然会变成千人骂万人踩的“资产阶级”？尽管“小”！那一瞬间，我们都愤怒了。终于，一个最勇敢的同学挺身而出：

“如果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你便是大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后，当我站在平壤仰视标志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手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思想塔时，脑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现出了这件事。 上古时期的中国，除了现实的政治权力控制者外，还有一种人可以与其分庭抗礼，那就是“巫”。巫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拥有知识，同时拥有与上天神秘沟通的能力。我们可以说那个社会是分权的。而一个分权的社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现在我们读《尚书》、《左传》、《国语》甚至《战国策》，其民本思想触目皆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古代奴隶民主制残余”。可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尤其是战国之后，中国从此不为上天再留可与现实统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个实用理性的社会被构建出来。现实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这种转轨，于中华民族日后的发展，是福是祸，难以断言。但是知识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担。原来人类的生活，永远包括理想和现实两大部分。人类的知识，本也分成为理想和为现实两大类型：后者提供现实生活的有效知识，如农业、气象、医学、军事、社会组织等等；前者则包括何谓幸福、何谓真理等价值判断。在许多地方，这两者的责任可由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担，但在中国，由于后者被放逐，便注定只能由同一类人来承载。 问题只在于，这副重担是知识分子注定难以挑起的。为什么？人挑重担，必须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识分子承受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凭恃的依靠。他们衣食充裕，以闲暇时间研究世界，本该提供科学知识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中维护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于一统皇权以内，其私人财产甚至生命又从来未被尊重更不设保障，一举一动须仰承现实统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专制君主雷霆之怒？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举世无伦。他们只凭着一腔正气和一团信念，与巨大的现实政治权力周旋抗衡。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是天生不满现实社会的正常运作，他们只是觉得现实社会的运作需要符合一个正义的理想。偏离这个理想太远了，他们就要抗议，要呼吁，要行动。至于那个正义的理想在何处，现实社会中并无踪迹，那只存活于他们的心中。 作为掌握现实权力的统治者们，如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对知识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为他们也知道，较合于天道的统治必然更为久长。问题只在于，政治永远只能依附于肮脏的泥土，如果脱离了泥土，自然要成为空中楼阁，因此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而来自人心的种种罪恶诸如贪婪、怯懦、妄为、邪欲等等，随时都在驱使运作政治的人们。他们有时仅仅为了心中的一丝满足，也不惮对抗一下自以为是的天道。而对这种胆大妄为，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惩罚，除非正好发生日食、地震什么的天象示警。在这样的背景下，无神论的鼓吹有时反是助纣为虐：如果驱除了神秘的报应，那些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更又有何忌惮？缥缈的天与道混为一体，正是知识分子可怜的凭借。自汉至清，中国社会便在这样一个强弱判然的模式中运作。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掌握者们；另一方面，是匍匐于这个权力之下的亿万小民。而读书人借助于知识、道德与信仰跻身于权力阶层，其中的少数坚强者一边参与治理，一边遵循理想，以天和道与统治者周旋。

但是，惟有宋代，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自元代始，历代统治者开始打压知识分子，尽管明太祖重用刘伯温，清朝开国也重用范文程等人，但那都是无奈之举。一到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便露出本来面目，以政治权力向理想开战，甚至不惜贬斥经典《孟子》，皇帝同时兼做圣人，将理想和理论阐释权收归自己手中，宣布文人为“名教罪人”（钱名世），据说还让读书人专收破铜烂铁（杭世骏）。除非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知识分子可以凭一己之才一展身手；一俟海晏河清，知识分子竟然还不如放马南山之军旅，战战兢兢如月明星稀时之南飞乌鹊，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也如风中饿鸦，甚至衣食不得暇给。为何历史越是发展，中国的读书人境遇越是悲惨？这是我青年时期对单线式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幼稚疑问。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依然盘踞于我胸中，萦怀难去。知识分子竟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有正当的存活理由。那么，如果没有工人阶级，那么他们是不是应该放诸四裔、投畀豺虎、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知识分子有他自身的特别弱点。直截地说，他们并不适宜操控现实权力。不能因为读书人对治国良策有研究，对万世太平有憧憬，就把政治权力交到他们手中。宋代士大夫的权力不小，但未必干下多少好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训。当然，这也不是说一个社会就应该将他们置之度外，相反，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最受尊敬的应该正是这些思想者，因为他们是社会之导师。“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和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民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悉尼·胡克语）。至于政治家，只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人民之所以要尊崇政治家，最强有力的理由往往是他们不受权力的诱惑，而是顺从人民的意愿，即使他们知道人民是错误的。

这又回到了中国的老问题：知识分子凭什么抵御现实的政治威权？ 无论如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无所凭恃的情形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历史重担。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司马迁、王安石、黄宗羲，可以拉出一长串思之让人神颤骨惊的名字，他们的努力当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们的身体和诸多皇帝重臣一般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垂范千古！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在我看来，大抵写的就是这么一些故事，这么一种精神！ 更确切的说，这部书，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用苍凉和带有感情的笔法，勾勒出了一幅三千年中国历史的厚重大写意画卷，主题其实并不能用简单一两句话限定下来。然而细读一遍后，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看似驳杂的内容中，作者真正力图表达的，或者说着力的重点，应该正是上文中我提到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着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引导——纵然了无凭恃，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

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作者郑骁锋先生，是我的同乡。家乡永康，近年经济发展迅猛，排进了全国百强县前五十位。但由于曾经穷困多年，文化土壤自显稀薄，文化成果与经济远远不能匹配。近来忽见郑君文字，流畅老到，颇有思想，惊喜于近年文化之进展。因此愿为其文作序，并热忱推荐给广大读者。 摘要： 有时简直对这些龌龊的贵族掌握权力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但动作太激烈了是会血流漂杵的啊！可他总有个预感，一些新的力量正在某个角落里暗暗摩拳擦掌。但他明白自己的才能不过是像女娲，至多能把破了的天试着补补，像盘古那样去开天辟地，他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他没留下一个虚幻的天堂，只是为后人指了一个努力的方向——他从未想过做那高高在上的神。

而现在，他真的老了。 远处，终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越来越近，铺天盖地，雷鸣般。一群野鸭“嘎”地一声从岸边的枯草丛里惊起，扑腾着向对岸飞去。翅膀扇下了项羽戟尖上的雪，芒光一闪。 乌江原本平缓的流水顿时沸腾了。 董仲舒，这个迂腐得可爱的董仲舒，竟想拿着那副珵亮的劳什子，踮着脚尖往朕头上跃跃欲试了。谴告？万不能让他开了这个先例，不然发展下去那群狂妄的儒生真会自认为是天意的传达者，理直气壮地对政务指手画脚啧啧不休的。 什么上天警告，那不过是行事的借口和装点门面的文字游戏。但这样的借口，只能是他刘彻自己的借口，绝不能是任何一个臣民挑战君主的依据！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讲桌上，满脸麻子的老先生一捋长衫端端正正坐了下来。他用白多黑少的眼睛环扫了四周，傲然开了口： “今天，我讲《三国志演义》。话说：天下合久必分——” 讲到这里，他清了清嗓子，麻子红得发亮。 喧闹的茶馆顿时好像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云，隐隐传来人叫马鸣金铁铿锵…… 杯里的茶水微微汹涌起来，像是起了波涛。 又是重重一记醒木： “分久必合！”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 、“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如果以树来比喻知识，当芸芸众生祖孙相继父子相承围着树培土、施肥、修枝、攀爬，恭恭敬敬地举起片片树叶对着阳光，喃喃自语琢磨叶脉叶柄石细胞维管束时，慧能运大神通，一斧砍倒了这棵在世人心中盘踞了不知多少年的枝繁叶茂的大树。 但恕我妄语，我以为禅宗所谓的彻悟其实是绝望：对知识，对现实，对追求的绝望，绝望得越透骨，就是体贴得越彻底。水尽粮绝在沙漠中央，最聪明的人干脆躺了下来。一切反正不可为，一切反正都是虚幻，什么西方极乐，什么无尽涅槃，统统都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电光石火般的几十年，如江涵雁影，雁去影消，一切随缘沉浮，任造化轮转，潮起潮落，我只无心，我只不起念头，一回首，涅槃就在今世，西天就在脚下，佛祖正是自身。 隋末遍地的狼烟里，一个伟大的帝国正在混乱的大地深处孕育、成长、壮大，使劲地挣扎，谁也无法压抑住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上帝也不能—— 它在黑暗里一脚又一脚狠狠地踹着坚硬的时空之壁，石屑簌簌而下，地面开始龟裂，山林开始颤抖，海水开始沸腾…… 李世民，就是历史选择的让这个帝国破土而出的那位巨匠。 马嵬坡，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一座险峻得连马都望而生畏的山坡吧。可据说只是一片平缓的小小坡地。我没去过那里，但在印象里，那里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大山，山颠积着皑皑白雪。 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历史之路在此被拦腰截成两段。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联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抚着船舷，他突然记起了父亲为他取的名：“轼”。 轼，不就是车上扶手的横木吗？有了扶手当然更稳当，但没有扶手，难道就会摔下车来吗？ 没有轼，难道这车就走不动了吗？ 他知道，大宋的拳头已经不再流血，已经在苦难里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而现在，这只拳头已经集中了所有的复仇力量，肌肉拼命收缩，微微痉挛，就等着最后一击，狠狠砸向腥膻的北方。 此刻，他就站在这个以长江黄河为血脉，以嵩岳太行为指节的巨大拳头的最前端。 岳飞双眼炯炯，穿过帐门直射北方。 帅营外，据赵构亲赐御笔所绣的杏黄大旗迎风飘扬。“精忠岳飞”四个金字在秋夜的星空下闪闪发光。 可读完陈亮的回信后，朱熹满头大汗。 他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火镝聚集在一起，成为一条狰狞的毒龙，在陈亮手里蜿蜒吞吐，低声咆哮挣扎，向着那一座座牢牢镇着中华天下的牌主神位跃跃欲试。 他觉得自己肩上的重担越发的沉重，越发的令人担心。他更得竭尽全力去捍卫、去维护这受到猛烈攻击的圣教。 十二世纪最新鲜最滚烫的血液在他的脉管里澎湃着汹涌着，折磨得陈亮坐立不安，催动着陈亮一次次仰天长啸。 年华老去，龌龊因循的世俗更是急得他如癫如疯，一声高过一声的狂叫： 如此危急不堪的天下，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能为万世开太平的——舍我其谁？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更得感谢行秀的是，他劈面一刀，砍断了楚材身上重重的束缚：济世手段多种多样，绝不是只限于佛经释典，佛祖度人，既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既可以用降魔杵，也可以用柳枝甘露。你楚材也是饱读的学者，你看看这天地间，能救万民于水火的是那门技法？儒！只有儒家多年的经验才能把这群撒欢的野马引到正途上去！你楚材不是在儒经里打滚多年，你不是发愿大济苍生吗？—— 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似乎有一道霹雳轰碎了压在头顶的漫天乌云，遍体汗出之后，楚材觉得一身轻松。既然这股来自蒙古的凶猛洪流泛滥于天下，是所有大罗金仙联手也无法挽回的事实，那么，当成吉思汗慕名征召—— 楚材从蒲团上起身，面朝红日长长舒展手臂，尽情吐纳一回后，踏上了征途。 行秀大师高徒无数，可他始终声称：俗家的耶律楚材，才是他最好的门人。 内心深处，朱元璋对于这匍匐在脚下的亿万生民，亿万和自己当年一样的蚁民，却都当做了亿万臆想中的对手——于是，黄袍加身后的朱元璋没有痛痛快快地舒口长气，与天下人狂欢休息，而是一夜夜在深宫中背着手咬着牙踱步，绞尽脑汁思索着永远守住朱家基业的计策。穷怕了的汉子对落在手里的任何东西：一只破碗一根竹杖，都看得比天大，死死抓住不放手——何况真是天大的天下！ 所以史家用“残害忠良”轻轻掩盖了这场整顿，应该是很有些道理的。 大义凛然之外，是不是史家还有暗暗的担心，怕如果对刘瑾之流说了那么一句半句好话，对其政绩来点小小的肯定，即使是模棱两可，也会像大堤上一个小小的蚁穴，将导致洪水滔天而来呢？这种邪恶的势力是一刻也不能纵容的，否则这许多寒窗苦熬的人还会有出头之日吗？——谁不知道宦官是天底下离权力距离最近的，只要一刀下去，说不定就抵得过我等一生苦读呢？ 世上权力就那么点，饶是我等撇开了女子自分，还打得你死我活，哪容尔类染指？何况攻击尔类乃顺应天地人心，何乐不为？ 所以刘瑾所全部的罪状，其实可以归纳为一条：阉之罪，一条就足够了。 阉人，窃取至高无上的皇权，该杀！阉人，践踏天下忠良，该杀！阉人，搞什么吏治整顿，该杀！ 不仅仅是你刘瑾，只要混得在史书有专传的阉人，十之八九有罪，都该杀！ 于是必然有那么一些人成为时代的牺牲。 在这公平的竞技场上，徐渭公平地失败了。 让擎天的巨柱，和缝衣针比刺绣；让追日的夸父，穿上绣花鞋和妇人比竞走；让能看穿云霄的火眼金睛，和斗鸡眼比数鼻尖的汗毛……结局不用多说。 天才才是徐渭真正的敌人。能搅海劈山的手往往拣不起眼前一粒小小的米。 闯王的结局，自他从历史舞台谢幕那天开始，就是个扑朔诡异的谜，谜底不下十种：有死于通县九宫山之说；有禅隐湖南石门夹山之说；有隐居甘肃青城之说等等。死法也各异，有受乡民攻击而死、有自缢、有死于庙中所谓神殛…… 唯一的真相被历史的黑洞吞噬之后，程九伯，不过是后人在故纸堆上推算出来的离真实最接近的谜底之一。然而，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相。农民程九伯和《明史》中提到的“自成脑中锄死”，在我看来，有着一种很微妙的象征意义—— 农民起义英雄，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农民手里！ 死在了农民的锄头之下！ 被抛弃的鱼筌在历史长河中很快便烟消云散；后人倒也不怎么惋惜，反正他们吃到了鱼。 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性学科——中医，尽管能看得比西医全面，走得比西医远，但由于历代的研究都轻视过程，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这一步、如何能看到这一点——不知道怎么得到的这条鱼。假如有人问，中医以五行概括五脏，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肝就定要属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说肝像树木一般要生长舒展，一个“像”字就能说明一切吗？ 积年的中医师要么目瞪口呆，要么白你一眼，懒得再与你说话——反正按五行下药，疗效是有目共睹的。 大清帝国的历史沿着君臣共同选择的轨道前进。 1839年1月8日清晨，北京安定门缓缓开启，鼓乐声里，众多官员、亲友目送着一乘八人抬的大轿，在寒风中启程南下。目的地是那诡异而遥远的广州。 轿夫们应该不很费力，身材不高的林大人实在不能算是很重的负担。但假如他们能感受钦差大臣此刻的心情，将会立即觉得这乘轿子变得如泰山般的沉重。 轿子里，林则徐满脸的凝重：他知道，自己的肩头，担负着整个民族的命运。 一路上，他不时喃喃吟诵着春秋时郑子产的两句话：“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出现在天京铁桶江山城墙上的大军确实多过于水，但不是洪秀全的天兵，却是曾国藩的湘军。 洪秀全没有看到这如水的大军，一个多月前，他就到他那圣洁的天堂去了。 死因据说是天京缺粮，吃了太久的甘露中了毒——洪秀全认为那是像当年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时上帝降下的吗哪一样的圣物。可毕竟不过是些野草。 衙门开时，只见老爷威风凛凛正襟危坐；六扇门一闭，算盘镇天响，刀笔四处飞…… 都说官衙最凉快，是个有天没日头的去处，难怪门口的戒石碑阴森森的长满了苔藓，使文字难以辨析；但自古无人去看，反正谁都知道上面写着什么：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没人当真。老百姓吃亏多了自有一套对策：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上衙门——冤死不入县！ 这是不是就是圣人说的“必也使无讼”呢？ 凌晨，天还黑着，他便盛装了早早临朝。他感到今天这龙椅好像比往常高了一截，坐在上面看下去比平时远得多；他居然发现自己的手脚有些微微颤抖。光绪定了定神，开口之前学着太后那般干咳几声，使劲压着激动，对大殿上肃穆侍立的满朝文武一字字道：“颁了下去——《定国是》，朕宣布，变法！”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盘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我以为，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