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一月，孝文帝拓跋宏暂停南伐，回到都城洛阳。
仪仗行过闹市，鼓乐喧天。百姓们停下了手头的活计跪在路边恭迎着他们的君主。
回师途中，拓跋宏曾得了一场大病，现在仍然很是虚弱，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在御辇中透过薄纱微笑着巡视他的子民。突然，他的眉头慢慢皱起，脸色越来越沉。等到入了宫，他的脸已经像块冰冷的青石。
“传任城王！”还没坐定，他立即下令。
“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都城的旧俗可有些改变？”他狠狠盯着伏在地上的任城王——这个出征前被他任命为都城全权留守，稳重精干的宗室领袖。
“圣上教化日新。”任城王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
“是吗？”拓跋宏冷笑一声，额头的青筋隐隐暴起，咬着牙挤出一句话：
“刚才回城，朕看街上很多妇人穿着夹领小袖的鲜卑服——这就是你指的日新吗？”
暴风雨终于发作了，拓跋宏毫不留情地把留守众臣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他吩咐史官：“把今天这事给朕记了下来，让后人永远记住！”
文武百官一声也不敢吭，只是脱了帽子拼命叩头。他们完全理解主上的雷霆震怒：主上说的改变旧俗，其实就是汉化——固执的主上向来把彻底的汉化当成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谁敢阻拦，就得遭到最无情的惩罚。他的亲生儿子，前太子恂，不就是在三年前因违抗父亲的汉化政策送了命吗？可怜他才十五岁呢。
看到自己离开没几天，百姓们就又穿回三令五申禁止的胡服，作为以教化为首要任务的留守官员，只挨一顿骂应该是谢天谢地了。
不仅仅是禁穿被称为“胡服”的鲜卑衣，还要禁说鲜卑话，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孝文帝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这远远不够，他还命令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居然把无上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改头换面，用了汉族那套，筑圆丘祭天，掘方池祭地，弃本族天神不顾而祭起什么昊天上帝来。
孝文帝是极为坚毅的，他完全不理会有多少人的反对；他更是强大的，按着自己的规划，几乎是独自一人，一步步把鲜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茫茫草原，桀骜不驯的民族引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轨道上来。
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拓跋宏——哦，应该尊重他，按他的意愿称“元宏”——连后人也感叹：“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黄仁宇语）。
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元宏选择的是一条先进的路——他的眼光实在是看得比死死不肯换下胡服的那些臣下远得多了。
说我国地大物博绝没有一点夸张。如果想长久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大地，必须得有一套划分等级、维持秩序的思想。这是每个王朝行使政权的理论基础，否则只凭强权，再无敌的军队也无法阻止天下的分崩离析——
强大的匈奴用武力征服西域那么多年，可西域从来没有因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
无力创造更合理、更先进的理论时，用固有的、较为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政策的基础，是异族面对新天地无奈而明智的选择——这也就是元宏汉化的本质。儒家思想，当仁不让地以其广阔博大而又牢固完整的体系远远凌驾于百家学说之上，自汉武帝后就已经是每一位雄主的首选。从那以后，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几乎也就成了儒家化的代名词。入乡随俗努力儒化的辽、金、清等王朝较为长久、较为成功的统治，和顽固抵制汉化的元朝短命政权，就是汉化效果正反两面的例子。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间的斗争，结果必然是游牧民族被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民族所同化，这是前人反复阐明了的。
当北魏朝野用丰盛的羊肉酪浆，在羯鼓琵琶迅疾的节奏里满足地庆祝一统北土半分天下的煌煌伟绩时，元宏独坐深宫，微微皱着眉头，轻轻咂了一口手中那杯南方士人大夫简直不可一日缺少的，叫“茶”的苦涩的液体，同时恭恭敬敬地翻开了南方人奉若神明的儒典经书。他有些生涩地在一行行方块字间游走，如饥似渴地寻找着下一步的启示。
元宏的目光，已经越过了滚滚长江，投射到了烟雨苍茫的南方大地。
他怕他的王朝像匈奴、以及其他那些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那样，只是像一阵狂风刮过辽阔的北方，扬起满天黄沙后便烟消云散。
他日夜企盼着能有一天，“魏”字大纛能飘扬在日月照耀下的每一寸土地上。
他力排众议的汉化，正是为了那一天做着准备。
可是，元宏以三十三岁壮年病逝后，仅历二世，三十来年，北魏就在内外交困中悲惨地解体了。宗室几乎被杀戮殆尽，族人沦为他人之奴……
汉化不久的北魏无可奈何地在历史上圈下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的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延长。
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最终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拉下了帏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像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剽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往事越千年。
当世界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也许，像有些人说的，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还有人说，现代即使是战争，也不过是几个高级头脑坐在电脑边，手指间的较量。似乎近身搏杀、刀光剑影即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似乎从此我们可以不顾忌来自背后，来自落后的威胁，可以像孝文帝那样，在先进的文明中追寻着和平、稳定、富足之路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把整个星球蹂躏得遍体鳞伤的浩劫提醒我们，相对于经过数百万年才由猿进化到人的历程，有些人野蛮、贪婪、残忍的本性，在有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间，进化的痕迹简直是微乎其微的。何况短短六七十年，历史长河中更只是弹指一挥间。
科学的发达，也许能使肉体上的强悍变得缺少意义，但内心嗜血的本性仍旧日夜折磨着他们看起来也已经是衣冠楚楚的身躯。
每到月圆，无论身处何时何处，只要是狼，便抑止不了声嘶力竭地仰天嗥叫。
文明仍旧时时受到威胁。
在努力营造美好高尚的未来时，我们决不能忘了来自黑暗的邪恶势力：它们永远在蠢蠢欲动，窥伺着文明世界的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被几千年儒学浸泡得礼让温驯的、用圆滑的太极代表尚武精神的我们，更不能在文明中酥软沉醉。
精神上的软弱比身体上的软弱更可怕。
9.11之后，周华健为这幕当代人间惨剧作了一首歌，《忘忧草》，开头就是：“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
为了消灭残忍，我们不能忘记残忍；为了抵抗野蛮，我们得温习野蛮。
在正义的心里，我们得留一块苍茫的牧场，以放养骁腾的战马；得留一座熊熊的熔炉，来铸造雪亮的刀枪。
向和平前进的征途上，努力扩大文明圈的过程中，我们得经常回头巡视文明的光芒所照耀不到的黑暗角落——
以守护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