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生命与他的政事一样都走到了尽头。这几个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下众叛亲离，大局已经糜烂不可收拾，急火攻心，他原本患上的膀胱结石转化为尿毒症。中医几天前就已经束手无策，法国医生贝熙叶一番忙碌后，也无奈地摊开了手。
现在，接受遗嘱的一干人围绕着病榻，看上去每个人的神情都是无限悲戚，但谁也不知道他们此刻心里到底在盘算着什么。
打了一针强心剂后，昏迷多时的袁世凯悠悠醒来，疲惫地环顾了一下，无神的目光停在了徐世昌脸上。
“菊人，”他费力地轻轻叫着世昌的号：“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
徐世昌看着奄奄一息的袁世凯，想着这么个强人，十几年来在中国大地上翻云覆雨的好汉，居然落到这个地步，不由一阵心酸，勉强安慰了几句。
此时袁克定见父亲醒来，连忙附在袁世凯耳边提醒道：“金匮石屋。”石屋是总统存放继承人名单的所在，这小子到了现在想着的还只是那个诱人的大位。
袁世凯似乎没有听到，或者不去理会，只是嘴巴张阖，喃喃地说着什么。众人都附身上前，竭力分辨许久才听出来是这么句话：“他害了我，他害了我……”
很快，袁世凯又陷入了昏迷。
徐世昌不知怎的，突然记起袁世凯少年时写的一联诗：“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看着病榻上袁世凯晦暗惨淡的脸，顿时泪下。
次日上午十时，袁世凯病逝于中南海居仁堂，时年五十七岁。
“他害了我。”这“他”，袁世凯指的是谁？野心勃勃的儿子？希图攀缘富贵的小人？背他而去的部下？抑或，不是某个人，而是“它”？
这害了袁世凯的“Ta”，到底是什么？
当那段风雷怒涛般的历史终于尘埃落定后，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无论袁世凯本人认为这“Ta”是谁、是什么，反正真正的祸魁只有一个：称帝。当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走向共和后，这个疯狂的历史倒车，拖着袁世凯深深陷入了遗臭万年的烂泥潭。
袁世凯一生经过了很多可怕的险滩恶浪，然而，他却像一个天生的弄潮儿，凭着当时无人能及的手腕和胆略，每过一浪，使自己的身价涨上一层。维新告密、清廷忌恨欲诛、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刺政治家宋教仁、卖国借款……尽管沿途留下无数恶名，却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上最重的砝码。
即便是被清廷开缺赶回老家，他还是能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即便是191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二次革命”，他还是不到两个月便能以全胜结束——而这次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的势力从此伸张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这些地盘之前一直由革命党及一些其他非袁派系所控制。
这样一连串的胜利，称帝之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袁世凯。
袁世凯也曾有过巨大的辉煌。
1912年，一条崭新的金光大道铺在了袁世凯脚下。在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后人可以看到，一身戎装的大总统气宇轩昂，踌躇满志——尽管那几桢黑白照片早已经泛黄，但谁都可以想象，这时的袁大总统一定是满面红光印堂发亮。
所有人都期待这位大总统带领着多灾多难的炎黄子孙告别屈辱，走向复兴；很多善良的人更是早早为袁世凯预备下了一个彪炳史册的神圣勋章：中国的华盛顿。如这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就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袁世凯看上去也的确能令人放心。虽然身材矮了些，但壮实可靠，诚恳谦逊，讲义气、重朋友、敢担当，经验丰富，新旧人物都能接受，在一般国民，尤其是还没搞清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心目中，威望也许比孙中山还略胜一筹。连孙中山会晤袁世凯后也十分满意，一次演讲时，他热情洋溢地赞扬袁世凯：“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荐项城（即袁世凯）并不谬误。”——他认为自己把民国重担交到此人手里实在是英明极了。受风云人物如此夸奖，这绝不是第一次。李鸿章临终时还不忘举荐这个老部下：“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其右者。”
酒宴上，孙中山对着袁世凯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一时间，民国处处欢欣鼓舞掌声雷动。
有谁记得，此时的袁世凯是什么神情呢？惶恐？谦虚？欣慰？满足？或是不动声色？但这没有意义，这号人物，表情和心机间何止差着十万八千里。
反正，此时的袁世凯，站在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之上。
袁世凯既然能让孙中山和李鸿章都叫好，当然有其真材实料。他的手段谋略，不用说是世所公认的高明老辣；在重重迷雾中冷眼参透利害关键，更是他的看家绝学；可如此袁世凯，聪明一世，怎么在最后关头竟然会做出称帝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荒唐之事呢？
很多人猜测，袁世凯临死说害了他的“他”，是指儿子袁克定之流为了自身富贵怂恿他恢复帝制的一干人。在袁世凯看来，这个“他”确实应该算是送他走上绝路的“大功臣”。后世都把当时杨度、梁士诒等人组织的什么“商会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热热闹闹地劝进大位，定性为袁世凯强奸民意欺骗世人的伎俩，但在其中，袁难道真的仅仅是个幕后的策划者吗？他本人是不是多少也是别人欺骗的对象呢？
一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恢复帝制正在紧张筹备时，袁世凯想了解一些外界民众的真实想法，于是取了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来看。一眼扫去，满目是颂谀拥戴之辞，老袁满心欢喜，以为民心如此何愁大事不成。哪曾想，这却是份袁克定令人炮制的假报，发行量不大，天底下可能就此一份。
其他手段就更多了。从穿长袍的风水先生到西服革履的摩登堪舆家，从街头术士到西洋占卜大师，团团围住袁世凯，口口声声天命不可违、真龙下凡，如此这般几月黄汤灌下来，还有几人能仔细对着镜子照照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呢？
当然，袁世凯这样的角色，外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次要的，根本在于，他自己血液中流动着永不满足、永不能屈居人下的野心——这倒是不折不扣遗传给了袁克定。打个比喻，对于袁世凯，只要眼前有更大的果实，无论手里已经到手了多少够不够吃，都要费尽心机再去采了来。他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攀缘和攫取的过程，他永远无法忍受寂寞。当上大总统后，天底下能诱惑他的只剩下了一样东西：皇位。可以想象，假如帝位巩固，他应该还得想着法子折腾，像秦始皇那样追求长生不老。
天命民意私心皆不可违，终于，袁世凯决定，于1916年元旦登极。
也许说这样的话可能会令很多人勃然大怒，但我以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除了他本身贪婪的野心和私党的蒙蔽撺掇外，还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或者说，还有一些不得不如此行的苦衷——起码在袁世凯看来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把一代枭雄想象得如此简单如此机械。
辛亥革命枪响，南北合力，轻轻松松逼清室退了位；诸先驱一鼓作气，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体移植到这片陈旧的土地上，中华民国终于呱呱坠地。
其间的恩恩怨怨不再多说，反正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取代孙中山成为大总统。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之后，很多教科书开始这样写：“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接着命令南方各省将大部分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卷20，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用说老一套的“狡兔死走狗烹”、“杯酒释兵权”之类所谓的封建统治权术，大家都清楚，无论哪个新成立的国家，只有中枢能做到掌握大局，运转政事如以头使臂以臂使指，方能算是真正站稳了脚跟，算是真正开了国。地方一门心思筹划着发展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对整个国家都是不利的，随时有崩析的危险。
当时摆在袁世凯面前的，有两个最重要的任务：一是集权中央，二是把这权力分配出去。分配权力不必多说，无论是谁，都想把它交给亲信、忠于自己的人；以排挤异己来论定袁世凯包藏祸心也许有失公允。至于说袁世凯削弱南方武装是“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话当然不错，可谁希望自己统治的地盘坑坑洼洼，这里一道寨那里一个坎呢？而当时袁大总统治下的国土，说是统一了南北，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北京政府对南方很多省份，如苏、赣、粤等，实际是鞭长莫及，集权任务很是艰巨。不说别的，刚开张的北京政府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可如今南方各省却将原本应该上缴中央的税收几乎完全截留自用，吃饱了抹干净嘴巴等着看老袁两手空空变戏法呢。
且不提南方。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束缚下的袁世凯看起来风光，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民国根据《临时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颁令，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这一规定使国务员有效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却必须执行，即使不同意，只要“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总统还得执行。这种制度的确体现了民主，但不可讳言，当时内阁和总统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更多的是带有浓厚的政党偏见，甚至是私人恩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民主人士看来却是很满意，他们似乎认为分党相争才是民主，才是共和国最好的气象。于是无论什么法令出台，先得吵吵嚷嚷争论一番，管你误不误事；有时国会纷争，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
戴着紧箍咒的袁世凯甚是苦恼，他觉得这种制度下事事不顺手，有次在一份文件中透露了这种心情：“一年以来，国中待治极殷，而政府措施，不足以孚众望，”他做为大总统已经仁至义尽，“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据《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而议院却是“党见既纷，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
这种情况连一些革命党人都看不下去了，章太炎就曾说：“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曰议院，实为奸府！”呼吁“宜请大总统以便宜行事”！孙中山也对此表示了同情：“其今日欲办之事，多方牵制，诚不易于措施也。”
撇开政见之争，也暂且不计较手段的优劣，若想真正能使政令号行全国，统一政局，平心而论，袁世凯想集权的目的不谓不合理。不是连宋教仁都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掌握全局吗？
所以袁世凯一登台便展开手段，熟门熟路地开展一系列集权中央、集权自身的动作——“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势力作好准备。”
孙中山说袁世凯的手腕不免“稍涉于旧”，其实对袁世凯来说，手腕根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招数都可以使。革命党人想用几条约法捆住老袁，就如同想用灯心草拴条大牯牛，实在是太天真了。袁世凯从小便不受任何教条约束，循规蹈矩的八股文章便做得极臭，使教他作文的张謇苦着脸连修改也无从下笔；对被孙中山等人视为至高无上的约法政体什么的条条框框，他的对策很简单：“无论政体如何解决，总期权操自我。”
凭着在大清朝历练出的本事，袁世凯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一步步走得还算顺利，尽管身后骂声不绝，却不甚痛痒。没费很大力气，袁世凯只用一两年功夫就取消了掣肘的责任内阁制度，当初那个几乎是空有其名的虚职总统，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掌握所有大权的大总统。
当然手段的确不堪，金钱美女、暗杀恫吓，甚至敢明目张胆地逼着愤愤不平的议员一天投三次票，直至使他老袁得到法定当选正式大总统的票数。别说三次，如果需要，四次五次也得选下去，不怕你不选我老袁——不选的不给东西吃，不准出去。饿还好说，谁能忘了那些烟瘾大发的议员涕泪横流打躬作揖的狼狈相？
可饶是袁世凯使出浑身了解数，效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国事仍是一天天坏下去。尽管京中政局在他的强压下看起来老实了许多，可地方武装势力却始终无法削平，反而日甚一日地萌发着大大小小的异心。一系列精心的筹划，如废督、虚省设道、文官政治，想削弱各处军阀，简直是与虎谋皮。一斤政令发下去，最多执行二两，甚至暗中扔还给你一斤半。袁世凯自己很清楚，胜利的光芒下其实隐伏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尽管他轻轻松松镇压了二次革命，可实际上在平定中却养大了手下的野心——扩张了地盘的部将渐渐开始明里暗里违拗指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连自己的北洋都一步步走向一盘散沙。
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盘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庭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份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琪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用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