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三月初二，也就是1911年3月31日，武昌黄土坡二十号，新开了一家酒馆，叫“同兴”。
开张那天，十分热闹。这里靠着湖北新军的营房，主顾大半是穿着洋军服的新军弟兄。店主姓邓，听说半月前刚从扬州回武昌。
这家酒馆卖的酒菜，也不十分出色，但来往的人很多。酒馆开了三四个月，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你留心观察，会发现他们互相行的礼有些古怪——普通人总是互相拱手，旗人见面是半跪请安。许多来酒馆的人，见面总是互相一鞠躬，接着右手握拳，左手抚胸，接着整一整领扣（因为都是士兵的缘故），再对答几句，何处来，何处去，于是亲热地坐一道喝酒，或由跑堂的让进里屋雅间去。
这一定是个什么帮会的联络点。
如果你本身就是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借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你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
共进会？只听说过有天地会哥老会。
于是问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给你一张印得很粗劣的纸。“值岗时，背着人看。”又补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
就有些明白了。深夜避开人，凑着光仔细看那张纸：
底下讲了许多抗满兴汉的历史，末了道：
这宣言写得很清楚，其实你之前已经在某处所在见过他们的宣传标语，如“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这本是太平天国的讨满檄文，今时今日读来，别是一番感受。
还有一些小册子，《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什么的。还有重印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
湖北新军跟以前的绿营差别极大。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废科举之后，底层的读书人，从童生到秀才，甚至部分举人都没了出路。有钱的，出洋留学，当“洋进士”，或到上海进洋学堂，留在省城读书的也有，可是穷文富武，家境贫寒举家食粥的亦自不少，但是科举一停，不单无法再应考上进，连担任馆塾师的资格都没有了。实在体弱的、家累重的，只得入了不要钱的师范学校，学些声光化电的粗浅知识，冀望毕业后到新式小学堂混口饭吃。
许多有些膂力，又抛得下家口的读书人，便应招入了新军。单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湖北黄陂招兵，九十六人入伍，倒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各标各营，大抵如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投到军前，倒也不全为了养家糊口，总想做出一番事业。
自宋以来，朝廷一直重文轻武，文人统军屡见不鲜，行伍出身而登高位的屈指可数，故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谚，意谓一入军旅，便无出头之日。但是道咸以来，国家孱弱，民生凋零，富国强兵成了人人心头的好梦，投笔从戎便不再是丢脸羞家的勾当。那位炙手可热的梁任公不是有诗吗：“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他赞的是陆放翁，激励的却是当今无数热血男儿的心胸。
还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在两湖组织自立军“勤王”失败。吴禄贞等人痛定思痛，派遣自立军的剩余人员投入湖北新军，伺机而动。据说，湖广总督张之洞生前已经觉得新军不稳，多次调动镇、标、营头目，尽可能在关键位置派旗人担当。不过，新军弟兄的心思，多半还是活动的。
这些事你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拿到共进会的传单，也没有太吃惊，只是想了几夜。你当然知道一旦入会，那就是谋逆的大罪，居“十恶不赦”之首。只是，国事蜩螗如此，哪个中国人愿意总这么不死不活地耗下去？
至于传单的末句“切记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洋人干涉”，也容易理解，武汉是九口通商之所，洋人众多，如果针对清廷起事，自然希望他们的炮舰水兵不要插手，事情就容易得多。庚子年义和团的教训，还领受得不够么？至今大清的税银还一年多似一年地充着赔款，流向遥远的外洋，把人家养得更肥。
奶奶的！这样的朝廷，干罢！
下定了决心，自然就有人接引，果然联络点便是黄土坡的同兴酒楼。跑堂的把接引人与你让进里屋，穿过厨房，到了后院槐树下坐定。有人送上一份“愿书”。
那是印刷好的格式，留着空白的名姓待填：
刘公你是听说过的，是本城有名的士绅。其余的人名便很陌生。不过看上去，是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介绍人还神秘地告诉你，“孙中山”便是朝廷日日叫喊捕拿的“孙汶”，至于汉人不再用满洲人纪年，自是应份，所谓“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则是由会中一位大学问家，章炳麟先生推算出来的。
填了“愿书”，捺下手印，你就成了一名共进会员，介绍人再给你讲解仪规，分什么山、水、堂，香，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与一般的会党也差不多，又有几首诗句，是出外闯山堂拜码头用的，口讲心诵，慢慢熟习不迟。
倒是平日礼仪要赶紧记熟，不然闯到聚会场所，却不谙礼仪，容易被人误会成暗探，轻则皮肉吃苦，重则性命不保。
这些礼仪你都见过，如右手握拳，意谓“紧守秘密”，左手抚胸，意谓“抱定宗旨”，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而且每日口令变化不定，如有需要参加会议，自然有人通知。
然后他们告诉你，共进会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意即一排一排、一营一营地发展新军弟兄。那么，我们总共有多少会中弟兄？你问。
武汉三镇，一万五千余新军中，总有两千多人像你一般填了“愿书”，还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答应帮忙。
你吓了一跳。那，在我们第八镇工程营中，又有多少人？
六百多，快七百。就数你们营里弟兄多。
乖乖！你吐了吐舌头。那，什么时候举事？
快了！说话的人望望外面的天色，七月末八月头的武昌，还是热得让人泼烦。蝉声吱吱地叫，听着比盛夏时急促，仿佛知道余日无多。
弟兄们都在等上头的布置，一旦时机成熟，就干他娘的！
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八百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一段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好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这种困境，直到刘公从襄阳来武昌，才得解决。
刘公家是襄阳巨富，他本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还在《民报》帮过忙。他的表兄陶德琨，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也是同盟会员。共进会一商议，决定举刘公为会长，经费也着落在他身上解决。
刘公也有心捐助革命。无奈中国传统家庭，子女未析户别居，用度无碍，手里却没有大笔银钱。正好陶表兄从美国回来，两人便商定一计。由陶表兄出面去劝刘公的父亲刘子敬，给刘公捐个官，说“表弟是日本留学生，朝廷现正在重用留学人才，如能捐个资格，将来定做大官，总督大学士都是有望的，比不得那些只有银钱全无本事的捐班”。
刘子敬觉得有道理，便答应给刘公捐个道台，再加捐“遇缺即补”、“指省任用”的花样，算算大概也得一万多银子，陶表兄又添了许多油醋，终于说得老头子开出了二万两的银票。
这二万两银子，给了共进会一万两充革命经费，这才能派人去上海、广州，买枪买炸弹。会中众人对刘公甚是感激，对他胞弟刘同，也就礼让三分。
不料刘同大大咧咧，全不留心。孙武在脸盆里检验配制好的炸药，他倒好，吸着烟卷站在旁边看。顺手一掸烟灰，有火星落在了炸药上，呼哧一声，轰，整间屋子都溢满了浓烟！
孙武离得最近，登时面部受伤，两眼不能视物，右手鲜血长流，清理文件的王伯雨隔得不远，被炸药灼伤右眼。李作栋、丁立中吓了一大跳，幸未受伤。刘同自己倒也没有伤着什么，只是熏了一脸黑。
此时飞溅的炸药已将室中桌椅点燃，浓烟更是自窗户滚滚涌出，已经听见外面有人喊“救火”的声音。众人心知救火队与租界巡捕转眼便到，李作栋赶紧从衣架上扯下一件长衫，将孙武的头面蒙住，王伯雨也如法炮制，一伙人从后门冲出，去法租界同仁医院诊治。
旁边的几间屋里还有共进会的人，这时一齐冲了进来，看看火势甚旺，只好先逃出去再说。会长刘公也在隔壁，他倒还未乱方寸，叫人务必将文件、名册带走，不要落在巡捕手里。
谁知越忙越乱，文件柜的钥匙被上街买表的邓玉麟带走了！手边又没有斧头橇杆，此时亦顾不得许多，先撤吧！
也是险过剃头，刚走到院子门口，一群俄国巡捕已经扑到。当头的一个用俄语大声喝问，看样子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刘公用长衫下摆遮住面庞，嚷了一声“煤油爆燃”，向院里一指，也不管俄国巡捕听得懂听不懂，向外就走，众人随之冲出，巡捕倒也拦不住他们。只有落在最后面的几个人被捕。
这一来，宝善里的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全落入俄国巡捕之手。共进会谋划经年，打算在数日后举事的大部分秘密准备工作，尽数暴露于清朝武昌政府面前。
一个小时后，刘同在返回寓所取文件时被捕。刘公、邓玉麟、孙武都认为他保不住秘密，加之名册已经泄露，如今已是生死关头。“如果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孙武说。
邓玉麟立即奔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那里是拟议中的军事指挥部。命令迅速拟出：起义，就在今晚！
这是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公历是1911年10月9日。
但还是晚了一步，起义命令刚发出，小朝街已被大批巡防兵、督院卫兵包围，第八镇统制张彪亲自带队。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主要干部被捕。同被捕的还有四十多人。
这是最恐怖的夜晚。军警四出，遍布武昌城中，同时通讯骑兵反复往返督署与兵营之间，起义计划既已全盘暴露，一旦缓过手来，督署必将在新军里按名搜捕。
刘、彭、杨被捕后，即行审讯。湖广总督瑞澂已经认识到事情的重要程度。凌晨五时，一声炮响，三颗人头已经挂在督署东辕门外的旗杆上。
天色渐亮。侦骑四出，被捕的士兵、商贾、报人、市民，一批批地送来督署。这两天，又不知多少颗人头会挂上这高高的旗杆。
他们完了！张彪冷冷地想。
杨洪胜第二次来，是来送子弹的。
自从新军时时有内部骚动的传闻，加上派遣的新军在资州起事，杀了四川总督端方。武昌督署日前下令，各营一律收缴子弹，训练射击时方按数发给。这样一来，新军弟兄，人人手里都没了子弹。
10月9日，下午五点，邓玉麟与杨洪胜赶到工程营，召见总代表熊秉坤。会中弟兄都知道有大事发生，三三两两聚在营房外，听消息。
果然。邓、杨一走，熊秉坤立即召集各棚棚目，告：汉口试验炸弹失慎，孙武受伤住院，名册落入督署手中，现正大肆搜捕党人。军事指挥部决定今夜起义。具体到工程营，熊传达了方才三人密商的四点：（一）肩章反扣，右臂缠白绷带以资识别；（二）全副武装，不带背囊以轻装；（三）工程营关键任务是占领楚望台军械所，再派兵迎南湖炮队进城；（四）今夜口号是“同心协力”。
熊秉坤说，他已经派支队长郑挺军前往楚望台军械所通知那里的同志。
“我们没有子弹，怎么举事？”
“杨洪胜大哥等一阵会送子弹来。你们先准备着。”
一个钟点后，杨洪胜又出现了，又走了。我们再度聚集到熊秉坤的营房内。
“子弹只有两盒。”熊秉坤一面说一面将盒里的子弹倒在床上，“我留六粒，余下你们拿去，会中同志每人三粒，有多的，挑那平日胆子大，跟长官时常争执不服的弟兄，各发两粒。”
我们出门的时候，熊总代表追了一句：“倘若官长不反对起义，我们决不故意残杀。”
按交代，10月9日当夜城外炮队一响，工程营便立即举事，向楚望台进发。
九点半，营房按例熄灯就寝。但是谁都没敢睡，穿着衣服靠在铺上，也不敢说话，单等着炮声。
可是，一点，两点，三点……一夜过去了。也没听见炮声。
天蒙蒙亮，拉开门往外一偷瞅，营门口，操场上，全是人影，再仔细看，大都是排长以上军官，个个荷枪实弹，来回巡查。看样子，也是一夜没睡。
营里弟兄，不管参没参与起事的，心里都在犯嘀咕。吃早饭的时候，很多人拿眼看熊秉坤。他就坐在我们这桌。
熊秉坤也是眉头紧锁。他同样一夜未睡，也没等来炮声。更糟的是，今早才听说，左队的任振纲被抓起来了。
任振纲是支队长，平日很受排长信任，也没怀疑过他是革命党。昨夜督署密令戒严，人手不够，排长去找他参加巡查，谁知进门一看，他军服整齐，右臂还缠着白布，排长大吃一惊，立即上前夺下任手里的枪，发现枪里有子弹两粒。这是预备起事无疑。于是营长下令，立即拘禁任振纲，并且各营排查。风声一出，领到子弹的兄弟都把子弹丢掉了。
对着面前的馒头稀饭，谁也没有胃口。但早饭是讨论的最后机会，众人一边装着咀嚼，一边催熊秉坤赶紧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可想？城内外消息完全断绝。杨洪胜本来说再送炸弹来，一去也没了消息。昨夜炮声未响，起义已是凶多吉少。
熊秉坤咬了咬牙：“昨天我和邓、杨两位大哥计议过了，不动手是死，动手可能还能拼一下！军械所藏着弹药，是起义成功的关键。我决定：下午动手！”
一桌子人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也无人反对。
“这样，现在早饭时间，官长都在外面巡查。你们分头告诉各队代表，就说我们接到总机关命令，要求工程营首先发难，夺取军械所，才能向全军发放弹药。就这样，定在下午三点晚操时发动！”
“可是，还是没有子弹……”
“唔，是个问题……先布置下去……实在不行，只能徒手夺枪了！”
等到上午十点，城里倒是传来了消息，杨洪胜的首级，和刘复基、彭楚藩的一起，挂在了督署辕门旗杆上。
不动手，真的就是等死了。但子弹仍然是个问题。
第二棚的吕功超突然站了出来：“子弹我家有！”
“你家哪来的子弹？”
“我哥子是吴元恺营长的马弁，他们营从北通州回来解散了，我哥子把一些子弹交给我嫂嫂保管，他去了四川……”
这种时候哪管你哥子嫂嫂的，有子弹就成！
熊总代表心思细密，派了三个人，分头往吕功超家盗取子弹，叮嘱他们不要一起走。回营时间要有先后。
十二点，子弹取到，共有六盒。这样每人都分得九粒以上，士气大振。
下午接到命令，晚操取消。发难时间只能后延到头道点名后，七点钟左右。
我被派到军械库去，与守库同志联络。
七点钟，工程营那边枪声大作。起义终于开始了！
我与军械库罗炳顺、马荣等同志正要往外冲。门开了，军械库监视官李克果出现在门口。
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想干什么。“到院里集合！”
我们走到院子里，看他有什么话说。
李克果人不错，平日也和气。此时他脸上倒不见得有多紧张，仍是慢慢地说：“咱们在工程营共事也有五六年了，大家能听我说句话吗？”
嗡嗡声渐渐小下去。众人攥着手里的枪，听他说。
“外面这么喧哗，你们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有稀稀落落的回答。
“本监视官替你们考虑：外面来的要是不法匪盗，你们守库责任重大，当然要奋力抵抗；如果来的是正规军队，你们人少，不如回避吧。”
罗炳顺灵机一动：“我们一粒子弹未见，咋能抵抗？”
李克果挥了挥手，管库工人将库门打开，搬出子弹两箱。“你们分吧！”
军械库的大门打开了，一群人在火把的照耀下出现。都是工程第八营的同志弟兄。
军械库守卫士兵立即举枪，扣扳机，子弹如成群的夜枭嗖嗖地飞。
不过，子弹都射进了夜空。
涌入门口的火把越来越多，有人开始喊口号“同心！”
这边就有人答“协力！”
我听见身后的李克果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中。
军械库是我们的了。武昌也将是我们的。
楚望台的火光映红了夜空。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十里开外的长江之中，一艘即将启碇的招商轮上，乘客都在看着楚望台的大火，窃窃私议。人群里，站着一个影响日后大局的关键人物。
他叫张謇，甲午恩科状元，钦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商部总顾问。大清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