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然是汶川地震，我去了北川采访，沿着禹龙干道从老城走到新城，尸味之浓重，使我就像在重重幕帘中行走。以前我听同事讲过他们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的见闻，说尸体都摆在海滩上，望之令人绝望。这回我也算体会到了。北川县城其实是一个山谷，其时烈日烧灼，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我们私下打比方说，那是一些“俄亥俄州那么大的石头”。
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强令记者徒步进入汶川，地震次日深夜，记者曹筠武在MSN上向我抱怨，那是不可能的。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说：“那山大得！”后来他们乘直升机去了汶川，回程亦是千难万险。
当时我很惶惑。小时候我母亲讲故事，说一头大象死去的时候，别的大象就会围绕在它身边久久悲鸣。我体会到的正是那种大象的惶惑。你怎么会想到自己会在有生之年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悲剧当中呢？在北川，几乎每一分钟你都会看到人们平时所说的“永生难忘的一幕”。我只好提醒自己，“清醒一下，你只需要像以前做灾难报道一样去做。”这也就是后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南方周末》的报道没有“懵掉”的原因。我们只是想报道真实的灾难与救援现场。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我说，我是一个记者，当然只能以我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
当时我的好多朋友看着电视以泪洗面，哭完了就去捐款；也有朋友腻烦了道德狂热，跑出去寻找自己的清平世界。后一种人当时可不大敢把自己的生活公之于众。按一种浪漫主义的说法，我也算是去过“前线”的人了，那么容我说一句真话吧：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做法都是对的。
德军入侵当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只记录了自己买东西、游泳之类的小事儿。这是他的权利。罗素有一句名言：“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下一句话则很少有人知道，“可是这在乌托邦里却丝毫不见。”一个好的社会自有宽容度，一个不够好的社会则只有单一的评判。我愿意去灾难现场，但不喜欢任何一元价值观，不喜欢巨大的“善”压迫了渺小的“自我”的世界。
有一天晚上，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为了让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体育馆外面正在放电影，成龙在汽车上跳来跳去，制造了一起爆炸，一座楼轰然倒塌了。大人孩子们都被电影深深吸引，我最初想的却是，对他们来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几天前他们刚刚看过了更惊心动魄的场面。可是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明白其中的逻辑。他们就是需要一点儿娱乐活动。他们也许死了父亲，也许死了母亲，也许失去了孩子，可是他们需要的就是在一个炎热的夜里让幕布上的光影浮晃在脸上。
我感到我与他们是一体的。有时候你感到事物之间有某种关系，但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有关系。上大学时我读过狄兰·托马斯的诗：通过绿色的茎管催动花朵的力/也催动我绿色的年华，使树根枯死的力/也是我的毁灭者。某种程度上说，地震使得我的某一部分也被毁灭了。你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就是会在回想起地震期间的经历时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转眼就到了年末，奥运会的繁华已经散去，经济危机的阴影日重，人们好像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遗忘了地震。我蛮惊讶于人们对于经济危机到来的惊讶，照我看，这是一个曾有好多征兆的事情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一直是有问题的。我有兴趣向往日追寻，因此在历史中发现，在中国，人们的反应好像总是滞后于他们所在的世界。在常识层面推测，人们为什么察觉不到世界的改变呢？一个原因可能是睡了或者醉了，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因循度日、迟钝不敏。
这又让我想起了宋祁的一句词：因循不觉韶光换。如何让人们不再因循不觉呢？我想那就是让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也是当我回想2008年时首先想到那些因真实而优秀的地震报道的原因。倘若没有对真实的渴求，也没有对“异己”的宽容，我们就会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淹没，在因循不觉中渐近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