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六章 “抚”议再起
在各省的督抚大员中，刘韵珂可视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勉勉强强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亲贵，不是满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记载，想来不过是平常人家。在讲究学历、讲究门第的道光朝，刘韵珂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刑部见习，至1826年正式补缺，居然由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乌尔恭额，出为浙江巡抚。在这短短的14年中，还包括丁父忧在家守制3年。
刘韵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车，靠的不是机遇，而是其特有的办事处世的方式：一、办事结实；二、为人乖巧。前者与道光帝的为政宗旨榫合，后者又使他在官场上极有人缘。
比如，钦差大臣伊里布、裕谦先后驻扎镇海，但对该地防御似乎并不经意。刘韵珂身为浙抚，自觉有责，并不因为其上有钦差大臣专防而放弃责任，便数度前往劝说，并操劳其事。事竣之后，他并不张扬，而是将劳绩归于伊、裕，上奏时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其应添工程由伊里布另行奏报”、“嗣经钦差大臣裕谦饬令”。他的这种做法，自然讨长官们欢喜，但在奏折中淡淡的话语，又约约露出背后的潜台词，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鸦片战争中，刘韵珂顶多是个二流角色。他虽为战事最为纷繁的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但在他之上，先后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和一位将军（奕经）。他并没有真正当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于他的主“抚”言论。可是，在战争之初，他又是一个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员。
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而看到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伊里布的举措，从本能上反感。当接到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潜往英军占据的定海，搜集情报，并得出结论：英军将久据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抚夷”举措必然失败。于是，他将情报上奏道光帝，另对伊、琦稍露微词，绵里藏针。他自知凭其地位，不可能劝说伊、琦，便借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对此不满，两次上奏反讥刘“探闻所未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自称其驻扎镇海，较之“见闻更切，探访更真”。刘韵珂也并不就此撒手，反与颜伯焘联名上奏，称伊里布“纵能振发有方，而襄赞商筹，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并授之专折上奏权，以不受伊里布的控制。
在琦善、伊里布主持“抚夷”事务时期，在林则徐、邓廷桢下台后不久，刘韵珂的这番言论举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对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对此评论道：“在新任巡抚刘韵珂的管辖下，舟山的局势已经恶化”；刘韵珂促发的圣旨，“实质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谕旨中宣布的停战令”。
裕谦主浙后，两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刘韵珂热心参与定海、镇海的防御工程建设。裕谦称刘“爱民如子，驭兵有术”。林则徐以四品卿衔奉旨到浙后，刘韵珂更是与之朝夕相处。据林则徐日记，其在浙35天，仅5天两人未谋面，其中有两天是因为刘前往定海无法见面。林则徐后来发配新疆，刘亦往寓所送行。
正当一切如愿，刘韵珂踌躇满志之际，1841年10月，英军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总兵战死，裕谦自杀。刘韵珂闻之如遇晴天霹雳，惊骇失色。定海、镇海防御工程是他所能设想和营造的最坚固的工事，裕谦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员，如果连这些都不足以抵挡“逆夷”的凶焰，那么还能指望什么？不愿接受现实却不能因之不承认现实。惊骇之后是深思。主“剿”的热情因前线的败绩而消退。于是，他在奏折上写了一段意思明确但用语含混的话：
未久，他奉到发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谕旨，以为道光帝的态度发生变化，连忙于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将伊里布发往浙江“效力赎罪”。
启用伊里布的建议，被道光帝严词驳回；而道光帝派来的扬威将军，只闻在苏州欢娱。宁波城内英军，屡屡放风欲攻杭州。刘韵珂无兵无将更无退敌良方，只觉得面前的一切无比凶险。他虽在杭州苦心经营，但其防御措施连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内各巷口设立木栅栏，用民人一名守栅，营兵一名副之，昼以帜，夜以灯，鸣锣击梆……种种举措，与其说是御敌，不如说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动的杭州，却也制止了慌乱中乘机抢夺之风，因而民众拥戴，官声飞扬。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折中称言：若战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报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万众涣散之心”。在情绪败坏到极点之时，邻省江苏巡抚梁章钜因病去职，又使之暗生羡意。于是，他又于1842年1月29日具折，声称自己在四川任内便患有风痹，到浙后因军务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闭塞，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将其开缺，至少给假调理，在大厦将倾之际获一退身保全之机。可是，局势败坏到如此田地，道光帝无意也无法换人，仅是朱批嘉语相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来的扬威将军奕经，终于在1842年2月下旬领兵前往曹娥江前线，刘韵珂惊魂稍定。可20天后，这位颟顸的统帅兵败浙东仓惶夜奔杭州。刘韵珂再次跌落谷底，伤透了心，也拉下了脸，下令仅放奕经一人入城，而坚拒其部众于城外。他后来说明的理由是，一怕溃兵扰城，二怕英军尾至。
到了此时，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刘韵珂思想深处间或尚存的那一点点战意，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一反平日乖巧的习气，不顾可能会忤逆圣意，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在该折的夹片中，再次请求启用伊里布。这位曾被他伤害过的老长官，此时在他笔下又被描述为：“公忠体国，并无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见者，止此一人。”从奏用林则徐，到奏用伊里布，刘韵珂的思想整整转了180度。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在琦善、伊里布被斥革后，“抚”议已寝息一年，“剿”意沸腾。在这种情势下再倡“抚”议，颇有风险，且不论圣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谤论也让人受不了。刘韵珂不愧为是一位官场中的高手，他没有正面提出“抚”，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称战争若继续进行，有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本来，只要证明了“剿”之不可行，“抚”也就理所当然了。
让我们分析一下刘韵珂的“十可虑”。
其一曰：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
我从本书的第一章起，就不断地说明清军的腐朽。一次次战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浙江清军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两次大败仗，使浙江境内的清军斗志全消。道光帝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责奕经：“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此时正在东河效力的林则徐，闻“浙事溃败”，亦断言“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
其二曰：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窎远，缓不济急。
扬威将军奕经此时向道光帝请求续派各省“劲兵”7000名“迅速来浙”。而前次浙东反攻因待陕甘川援军，足足花了4个多月。此次若按奕经的要求，从西南和西北如此调兵，时间又不会少于4个月。如此看来，奕经非为谋进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计了。道光帝对此大为光火，责备之余，只同意派援陕甘兵2000名，河南、广西兵各1000名。这些远程征调的援军，后来也没有赶上浙江的战斗，被奕经派往江苏战场。
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关于这一点，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说明。我只想补充一点，由于战争是由南向北逐次展开的，而各省统兵大员缺乏英军装备的知识（稍具认识者，如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又先后被革职），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设施上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就使得没有英军火炮知识且初历如此迅猛炮火的清军官兵，缺乏心理准备而在战场上陷于恐惧，大量逃亡。恐惧心理是近代战争中常见的问题，对士气的影响不能低估。在鸦片战争的各次战斗中，真正被英军火炮毙伤的清军官兵数量并不多，大多在敌炮火下迅速瓦解。
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主“剿”官员的最根本的立论根据为英军不善陆战。当这一看法被事实证明为错误时，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础，主“剿”官员亦随之动摇。
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
此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转“抚”的主要依据之一（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刘韵珂此时此地提出此一话题，自然会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忆，因为他才是此论的真正倡导者。
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
刘韵珂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说法截然相反。1840年底至1841年中，刘韵珂在安置定海难民和组织定海防御工程建设时，看到了“民心固结，响义可嘉”，并在奏折中称赞“各岙乡民，共募敌忾同仇之义，极形踊跃”。可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又会有如此之变化？
在鸦片战争中，官、民皆与“夷”敌对，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官出于利害关系。民则出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对英国的侵略要求会给他们的利益产生何种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在此种情势下，民众的情绪有如弹簧，英军的压迫重一些，反弹力就会大一些，反之亦然。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定海、镇海、宁波后，手法上有些变化。他们先后在各处发布“安民告示”，要求当地民众“仍旧安居乐业”，宣布对“盗贼”将进行惩治，甚至英国人“扰累”民众，亦可“就禀衙门，以紧查办”。在余姚、慈谿和奉化，英军还打开官府的粮仓，散发给民众，很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们还宣布，若民众“藏匿清官探子”，一经捉拿即将房主治罪，并要烧掉他们的屋舍。为了强调这一点，他们还残忍地将捉住史蒂德船长的镇海县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