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二　屡战屡败：从杭州湾到扬子江

道光帝此时决定的“抚”，与他在战争初期主张的“抚”，含义并不相同。一年半之前，他并没有打算接受英方的条件，一切举止与古已有之的“抚夷”方式并无二致。一年半的战争使之明白，不作点让步不行了。 用今天的政治概念来衡量，以对方条件的全部或部分来停止战争，无疑是“投降”。可在当时人的心中似乎还不这么看，认为仍是“抚”。这不仅是为了“天朝”的面子，还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术语中，“降”意味着向敌方的臣服。 然而，被“逆夷”打痛而屈行“抚”计，到底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作为“天朝”官员的刘韵珂由“剿”转“抚”都经历了一番思想的挣扎，身为“天子”的道光帝更是心有不甘。 1842年5月9日，耆英到达杭州。

按照道光帝“先剿后抚”的如意算盘，由扬威将军奕经主持“剿”，获胜后由钦差大臣耆英主持“抚”。然而，耆英的到来，似乎给奕经一大刺激，于是他接连向道光帝奏报定海烧英船获胜、英军为其逼迫而放弃宁波、清军即将进攻镇海……这一连串的“好消息”，使道光帝振奋，暗生怀疑不必行“抚”计。与奕经相反，耆英一到浙江便陷于失败主义泥淖，上奏时情绪悲观失望，很为道光帝不喜。当英军稍有动作，耆英决计立刻实行“羁縻”，而不遵照“先剿后抚”之旨意时，道光帝的不满又超出了容忍的极限，于5月25日下旨： 道光帝停止了耆英、伊里布的使命，浙江的一切大权仍归之于奕经。这又让人想起伊里布的那位颇有政治经验的家人张喜，他不愿随主子南下，恰是预见了这一局面。

可是，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时，英军又发动了新的规模空前的攻势。 早在1841年冬，英军就决定于次年春季发动扬子江战役。这一行动计划最初是由前任全权代表义律提出来的，后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为此训令印度政府于1842年4月集中其一切可能调动的军队于新加坡，然后“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即扬子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镇江。可以看出，这种战法相较于战争初期的占领海岛、封锁海岸的决策，更能击中清王朝的痛处。 然而，到了1842年5月，天气转暖，南风司令，印度方面的援军仍未抵达，全权代表璞鼎查尚在香港。驻在浙江的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决定不失时机地展开攻势。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他们放弃了宁波和镇海，仅在镇海城外的招宝山驻以最低限度的部队。这一撤兵行动又产生了我们先前提到的奕经对军情的谎言。

尽管奕经在奏折中将英军撤离宁波称为“计穷智竭”，但内心并不因此平静，反而更加紧张地注视着英军下一步的行动。当乍浦开战的消息传来，他不免惊骇失色。 乍浦是浙江省平湖县下属的一座小城，位于杭州湾口的北端。因其地理形势的重要，清军入关南下后，派防八旗兵，领以副都统。在行政体制上，乍浦城内的正二品大员之于平湖县，如同厦门城内的提督、同知之于同安县一样，又是一则特例。 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1840年7月24日，中英在乍浦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此后，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定、镇、宁三城失陷之后，为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有八旗驻防兵、本省派援兵、陕甘援兵、山东雇勇、本地雇勇，共计约7000人。

英军自1842年5月7日撤离宁波后，于13日集结于黄牛礁。这支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余人。可以说，已经集结了浙江地区英军的绝大多数兵力。由于风潮的影响，英军于17日到达乍浦一带海面。在进行了一番侦察后，18日，英军发动了进攻。 从英军军官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作战地图。该图清晰地显示了英军在乍浦依旧采用海军炮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 尽管自1840年秋以来，乍浦一直是浙江清军的布防重点，开战前兵勇集结达7000余人。但是，它缺乏诸如厦门、定海、镇海那样的防御体系，唯一值得一提的工事是城墙，据英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城墙并不像预计的那样高、那样完好”；战斗中最为重要的火炮数量也很少，仅有60位（其中11位是铜炮），相当于厦门的十分之一，不到定海、镇海的百分之四十。加上守将并未想到英军会从东南高地发动进攻，防御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

尽管如此，英军在攻占乍浦时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出了厦门、定海和镇海，共有9人毙命，55人受伤，为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3位。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仅凭借房墙以轻兵器作顽强抵抗，击毙英陆军中校汤林森（Tomlinson）等人，直至该庙被英军的火炮夷为平地。大多数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这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能逃，也无处逃。一出出全家自杀的悲壮行动，显示了他们的不屈性格。 战火由钱塘江南岸燃至北岸。英军将进攻嘉兴、杭州的流言，使浙江的军政大员们胆战心惊。当英军的舰船出现于海宁州的尖山时，杭州城内人心惶惶，逃难的民众阻塞了河港。然而，5月28日，即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全体撤离，继续北上，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今属上海市）。

吴淞位于黄浦江入长江处，是上海的门户，也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宝山县城距吴淞口西岸仅2里，面临长江。 自1840年7月伊里布闻警带兵设防后，吴淞一直是江苏的海防重点。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亲自坐镇于此，直接指挥。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更是坚持住在炮台旁的帐篷里，枕戈待旦。如是者近两年。在他们的领导下，吴淞的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发生了面目全新的变化。 吴淞的防御体系完全可以与厦门、定海相媲美，其具体部署为： 一、西岸土塘一带共设火炮134位，新月堰炮台设炮10位，驻兵1000余名，由江南提督陈化成督率指挥。土塘之后，设有营帐，驻有陆路接应的第二线部队。 二、东岸土塘及炮台，设有火炮20位，驻以防兵1000余名，由川沙营参将指挥。

三、宝山县城安设大、小火炮50位，驻以防兵2000名，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此地。 四、宝山县城西北约3里许长江岸边的小沙背，驻以防兵700名，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督率，以防英军从侧翼绕袭。 五、师船、民船、仿制轮船皆部署于土塘之内的黄浦江，以防英军直入内河。（以上部署可参见图十一） 就已经发生的鸦片战争诸次战斗而言，这样的防务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势，可此时的战场总指挥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却毫无觉察。他充满自信地制定了具体细微却又实属闭门造车的应敌方案。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本是那个时代一切未历战场的官僚们的通病，无须细加评论，但其张大其志的言辞又熨贴地舒展了道光帝那颗紧揪的心、赞其“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

牛鉴的自信不使人奇怪。这位甘肃武威人士，出身科甲翰林，做过言官，放过外任，从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