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禁区——“文革”中的爱情文学

在“文化大革命”中，男女爱情以及男女关系都成为人们最忌讳的话题。在公开场合，人们对此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形诸文字就更加慎之又慎，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革命样板戏中，京剧《龙江颂》江水英是军属，舞剧《沂蒙颂》红嫂是军属，京剧方海珍则干脆略其婚姻关系不论，依此类推，不仅八个样板戏，其余作品中的正面英雄都是不存在爱情生活的。即便涉及这一领域，也都步履维艰，其作品有时让人看了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文革”中创办的《朝霞》丛刊，刊址在上海，刊物发行全国，最能传达出典型的时代精神。丛刊上刊登的一部中篇小说《战地春秋》中，有一段涉及爱情的描述，摘录如下： “大钻机即将开钻的时候，韩珍（女共产党员、工程师）和王大成（钳工，‘文革’中入党并结合进指挥部当干部）站在一起。方也平（革命干部）和梁辉（革命干部）边看边商量工作。韩珍对王大成说：‘这是一对多么好的老战友啊！’

“王大成回答说：‘对，我很羡慕这样的战友。’ “韩珍水晶似的眼睛瞧着王大成，毫不掩饰地说：‘大成同志！你看我们能成为好战友吗？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战友永远在一起，是会很高兴的。’ “王大成呆了一呆，心里突地清醒过来，激动地红着脸说：‘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会感到很幸福的。’ “韩珍一听，格格地笑了。 “在他们周围的人，完全听清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但谁也没有理解他们谈话的真实内容。当然，我们的读者是完全能理解的，这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建立共同感情的特殊的新方式吧？” 《金光大道》发表于1972年5月，是“文革”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作者在涉及一号英雄人物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夫妻关系时，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三十出头的高大泉离开芳草地进北京城，离开家有两个多月之久，回到家中，月光下吕瑞芬“深情地望着这个好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 “他们面对面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 “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他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 两口子上炕，吹熄了灯，除了谈“带着全村闹增产，奔社会主义”，就是各自闭眼睡觉。高大泉真是“高、大、全”。 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倡导“铁姑娘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消解两性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