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晚上。
刘少奇开完中央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到双清别墅见毛泽东。此时毛泽东正在读报，灯光昏暗，烟雾缭绕的书屋显得更加幽静。
刘少奇迈着碎步入室，毛泽东放下报纸，笑着挥手说：“请坐下，听说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等你。”
刘少奇说：“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开了一个财经方面的会，所以来迟了。”
毛泽东说：“中央开这个会，主要是研究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外贸问题，你参加一下是对的。”
毛泽东又抽起烟来。
刘少奇简单地向他汇报天津之行的视察情况。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他最后说：“你在天津的活动情况是华北局报给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别是一些有关恢复生产、联合资本家的讲话很有政策水平，很好，我同意，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
刘少奇又帮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然后说：“天津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我认为解决好了，会对全国工作有促进作用。”
“对的。”毛泽东轻轻地弹了弹烟灰，说：“对资本家我们目前就是要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人民要吃穿，这是现实问题，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上了台还不如国民党，依旧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啊！”
刘少奇说：“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这是暂时的，难关一定会渡过去。”
毛泽东说：“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刘少奇说：“是的，人民是可爱的，也是伟大的。”
一个卫士提了个壶走进来换水，毛泽东指示他退下去，这个战士给他们俩换了一杯水，正欲退出，毛泽东却有点不高兴，挥了一下手，讲道：
“你这个小鬼啊！就是会搞浪费，把我的茶叶倒掉干什么？不是还能喝嘛。”
小战士很委屈，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毛泽东茶杯的茶还是早晨沏的，说实在的已经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泽东却不喜欢倒掉。
刘少奇望着那战士，笑着解围：“小同志啊，讲艰苦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你今后也要养成习惯。”
那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点头。
毛泽东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他望着战士讲：“你去吧，要记住，日后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了，那是宝物，不能喝，还可以放在嘴里嚼哩。”
战士离去了，刘少奇笑着对毛泽东说：“你这个人，还是在延安的那种生活习惯，对自己太清苦了。”
“我这个人是什么苦都能吃，但不是享福的命，穿件好衣服都有点舍不得呢，革命几十年，一无家产，二无钱财，我常想，日后我百年了，子女该继承我点什么呢？也许那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我哩。”毛泽东说这话时神情很独特。
一个秘书走进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急电让签发。毛泽东大笔一挥签完名，对刘少奇说：“南京政府不让我们军事过江，我对和谈代表讲了，我们不但要政治过江，而且军事也要过江。现在我们的大军已过江了。”
这时刘少奇才问：“主席，你叫我回来有什么大事要交办？”
毛泽东说：“有一件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是什么事？”
“现在我们的百万雄师已过了长江，全国大部分国土都解放了，是着手准备开国大典的时候了，准备让你带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寻求他们的帮助。”
因为此事来得突然，刘少奇思想上并没有什么准备，但他还是挑起了重担。他知道这次苏联之行，意义非同寻常，是为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个伟人会见架通桥梁。
毛泽东对刘少奇讲：“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准备，这次出访是秘密的，你要抓紧时间与苏方联系。这次去苏联意义重大，是中苏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据说斯大林这个人不好见，他们的共产党是老大哥了，你一定要谦虚一点。”
刘少奇问：“是否要签订一些协议？”
毛泽东摇头：“先不忙，看看情况再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先去融洽一下关系，就我们开国的事向斯大林通通气，请他提点建议。”
刘少奇问：“不知代表团成员主席有何考虑呢？”
毛泽东说：“可由你选定，我建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央委员里可再选王稼祥做你的助手，工作人员由你酌定，人不宜多，要精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刘少奇一行于6月21日从北平启程。
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师哲、戈宝权、邓力群。
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还有苏联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
当时战争还在继续，代表团迂回绕道而行，几天后到达沈阳，又带上高岗从大连乘飞机离开了中国。途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六天后才抵达莫斯科。
当天，中共代表团住进了莫斯科奥斯特洛夫卡亚街的一个公寓里。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小院，建筑物不仅有欧洲的古典风格，而且院内绿草如茵，小桥流水，让人联想起中国建筑格局的园林特色，据说这是斯大林的私人别墅。
刘少奇一行在这个别墅里住了几天，苏联高层领导人却没有露面。刘少奇的心情很复杂，连续几日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急于想见到斯大林。
斯大林始终没有露面，此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连续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件，在信中除通报了有关中共解放中国的情况外，并提出了这次他来苏访问的方案，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斯大林。
斯大林接到刘少奇的信后，提出了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安排意见。刘少奇的心情仍不平静，他在着手准备与斯大林会见的文件时，又让王稼祥同志起草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
6月28日，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一行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人。
刘少奇一行回到住所后心情都很愉快。王稼祥说：“没想到斯大林同志这么热情，遗憾的是他对会谈的有关问题没有说清楚。”
刘少奇说：“也不能太着急，今天他只是为我们设宴接风，一些事情也不好在这个场合谈开。”
高岗将绿色军大衣脱下来往床上一扔，说道：“斯大林此人难以琢磨，我们还是应该多与他接触，以便融洽感情。”
坐在沙发上吸烟的刘少奇有点不高兴，因为到苏联后高岗的言行不是很得体，个人主义严重，而且不按组织原则办事。
高岗一屁股坐在软床上又在发表高见。
刘少奇的脸色始终很严肃，王稼祥回头问：“下一步工作怎么办？”
师哲顺手倒了一杯茶递给刘少奇。刘少奇喝了一口茶，说道：“这样吧，今晚都加加班，准备材料。”
王稼祥问：“是不是分分工？”
刘少奇说：“我们现在就开会，研究一下分工问题，高岗同志主要负责联络，稼祥同志帮我起草有关会谈材料，别的同志协助工作，我们这次来苏联是受命于中央来的，因此人人都要讲组织原则，要遵守党的纪律，不要乱发表言论。”
其他人员各自回到房间，王稼祥没有走，刘少奇说：“稼祥，你是外交专家了，在这方面有经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斯大林想全面了解我们的情况，你说应该写个什么材料给他。”
王稼祥说：“下次会谈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咱们应该向斯大林写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做既可以使会谈有章可循，也可以把问题谈得更全面一点，同时还可以在会谈过程中讨论研究问题时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把问题谈清楚，使斯大林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系统地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谈内容不重复。”
刘少奇点头，王稼祥又接着说：“当然在会谈中如果涉及到的有些问题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解释得更细一点。”
“很好，”刘少奇望着王稼祥讲，“我们的会谈应该进行得有计划有步骤，要分清轻重缓急，我看这个报告还是由你来写。”
“写几个问题，”王稼祥问，“还是由你来定吧。”
“可以，我看就分四个部分。”
“好，你说我记。”
刘少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第二部分讲一下我们中国成立新政府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三部分讲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第四部分讲有关中苏关系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
王稼祥合上笔记本，说：“我看可以，前两个部分要尽量写得详细一点，以便使斯大林心中有数。”
夜已经很深了，王稼祥独自坐在书桌前写这个报告。
第二天早晨，刘少奇看完报告后，又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这个报告。几经修改之后，最后终于将定稿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看完报告后，立即派人向中共代表团传达他的意见，此时刘少奇提议要正式会谈。
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双方会谈的最基本的原则性文件，斯大林还是比较满意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写道：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要取得完全的胜利。报告以详尽的数字说明几年来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截止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我们完全同意可能早地去占领新疆，而最大困难是扫清道路和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
在中国革命中，有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及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设马列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借鉴作用。
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写道：
我们已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将召开的新政协由各党派、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45个单位500余名代表组成。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尚未决定。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内阁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刘少奇、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这部分还特别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与政权性质，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至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所谓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产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情况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报告的第三部分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如下说明：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侨民对待。各国在华侨民12万，集中在上海、东北两地。这样执行的结果使人们觉着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
在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
有的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同志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就是错误的。
在经过这些声明解释后，各民主党派和中共联名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报告还指出，中国新政府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
（一）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这也是苏联方面关注的焦点。报告曾这样写道：
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重大意义……关于新中国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希望速办理。
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与进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许多东西。在这方面，苏共给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帮助。
为帮助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材，除了派专家外，还希望派一些教授到中国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学习，派一些留学生到苏联留学。为密切中苏两党关系，应该相互派遣政治上的代表，以便处理两党间的问题，并增进了解。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